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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童寺阿育王寺重修记
稿源: 中国宁波网   2017-06-18 08:34:53报料热线:81850000

  天童寺

  阿育王寺

  宁波自古被尊为佛教圣地,尤其是位于市区东南方的天童寺和阿育王寺,名列禅宗“五山十刹”,地位极高。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两座寺庙遭到严重破坏。“寺内各殿大小佛像全部被砸毁,佛经、文物、法器,大都被毁或抄走”。

  1978年8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拨乱反正落实宗教政策,决定在全国开放一批重点寺院和教堂,天童寺和阿育王寺名列其中。

  不久,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来到宁波,视察两寺遭破坏情况,他建议地、市、县抓紧组织力量,尽快把寺院抢修好。1979年新财政年度一开始,国务院专款150万元和13斤黄金指标就到位了。一场汇聚宁波仁人志士的寺庙抢修行动随即开始。

  【国库拨款重修两寺】

  天童寺始建于西晋永康元年(公元300年),历代曾经倾圮重建。新中国成立后的天童寺系清末和民国初年重修的明代古刹,建有天王殿、大雄宝殿、御书楼、千佛阁、罗汉堂、藏经楼等。

  阿育王寺始建于西晋太康三年(公元282年),除始建于唐、重建于元的上下两塔外,基本上是明清以后重建,有殿堂、楼阁、轩院、库房、客寮等六百多间,藏经达七千三百多部。

  “文革”开始后,天童寺、阿育王寺成为“破”和“扫”的重点。1970年4月,两寺和尚全部被解散,下放到农村参加劳动。天童寺改为驻军仓库,阿育王寺改为丝织厂车间。

  1978年,赵朴初来宁波,看到两寺惨遭破坏的情景,建议宁波和鄞县各级政府尽快重修天童和阿育王寺。

  为配合外事活动,完成寺庙修缮的目标,国务院专款150万元和13斤黄金指标很快到位鄞县财政。当时的150万元可不是个小数目,这是改革开放后宁波第一个国家专项,两寺重修又是国库直接拨款的重点工程。工程要求一年到一年半内完成,越快越好。

  宁波本着“特事特办”的精神,决定成立两寺重修领导小组,由当时地区副专员陈布衣任组长,鄞县县长张群洁、宁波市建委主任李振敏任副组长,下设办公室,挂靠在鄞县计委。

  第一次会议在1979年元旦前后举行。会议作出分工:张群洁负责办公室以及驻军仓库、丝织厂搬迁等工作,并提名办公室主任由鄞县计委主任徐万杰担任;李振敏负责房屋重修、佛像重塑等工程技术工作,技术力量主要由市里解决。

  【重塑佛像重修殿堂】

  因为领导小组互相联系困难,李振敏作为地、市、县三家政府的全权代表,来决策和处理工程上的一切事项。“当时最大的难题是不懂佛学知识,且无任何资料可参考,也没地方去咨询,更没有塑造佛像的设计和施工单位”。一次塑造两个大寺院的全部佛像,当时国内尚无先例,工程技术人员去哪里找?

  最后经过市领导和建委同志推荐,请宁波市工艺美术专业队伍承担。市工艺美术研究所曹厚德所长找到李振敏,说愿意将此作为一门课题研究,并承担全部佛像塑造任务。

  曹厚德随即组织外出考察,到现场测量殿堂,制定具体方案,曹李两人统一了几个主要问题:一是两寺佛像都按大乘佛教菩萨系列塑造;二是确定了大乘菩萨主要佛像;三是佛像制作工艺原则上都采用民间传统工艺泥塑,少量的用“脱胎法”试验;四是佛像除大佛、三世佛、罗汉等为“金身”外,其他尽量采用彩塑,以节约黄金;五是殿堂等房屋的整修原则,能中修的不大修,以节约经费。

  1979年春节前,市工艺美术研究所基本上把方案拟好、图纸绘完。3月初,召开了设计会审会议,请专家和工艺技术人员、主管宗教的干部参加,还特邀广修、永通两位原寺院的和尚当顾问。其中,永通和尚谈及“布袋和尚对天童寺的创建贡献很大”,要求“能和原来一样,把布袋的佛像排列在罗汉中”,但当即遭到反驳:“和尚怎么能和罗汉并列?”其实永通此言自有道理,结果留下了布袋和尚未入天童寺罗汉席的遗憾。

  方案基本通过后,一批有代表性的佛像小样被运送到中国佛教协会审定。没多久,宁波地区专署办来电说:“送北京的佛教小样,赵办都看过了,塑得不错,可以批量塑造。”

  于是,曹厚德组织施工力量在天童寺各殿全面铺开,到6月底,各殿佛像粗坯基本完成。到年底,一个个光滑的泥菩萨已端坐在各自的位置上。最后一道工序是穿戴、化妆,有的贴金,有的添彩。到1980年6月底,两寺佛像重塑和殿堂重修的任务完成。

  【仁人志士艰辛付出】

  两寺此次重修,一次性塑造的佛像总计有近百尊,殿堂房屋也全部修好,油漆粉刷一新,大殿屋脊、檐角的砖雕也都重新烧制装好。如此大的工程,新塑佛像之多、质量之高,在两寺历史上,除了水毁、火灾、轰炸后重建的以外,为前所未有。

  有一天晚上,曹厚德来找李振敏,说施工遇阻。原来工艺美术研究所有一些女同志,如曹厚德的女儿曹巧飞也参加了佛像雕塑制作。旧时认为“女人上佛台是佛家大忌”,许多和尚拿着扫帚守在佛台不让施工。后经过做思想工作,由老和尚出面解释,方平息了事端。

  两寺殿堂房屋总共有近五万平方米,大部分是民国初年重修的明代和清代古建筑,房屋特点是肥梁、胖柱、大屋顶,多是单层,年久失修,屋面漏水严重。“这次趁着佛殿没菩萨、寺院无和尚无客寮,正是重修佛殿的极好契机”。重修工程抓住这个时机,对两寺殿堂进行了全面整修,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全部修好。

  可是谁能想到,那么多房屋的设计、施工、监理、核算等工作,是由一位女大学生陆美玉完成的。陆美玉是上海人,古建筑专业毕业,“文革”中被下放到鄞江供销社当营业员。有关部门把她借调上来,专管两寺的房修。她一上来就住在寺院里,不管酷暑严冬,总是爬上高高的屋顶,检查破损的屋面,施工时总是在屋顶上检查质量和隐蔽工程,工作勤勤恳恳极端负责,同志们都为她的精神所感动。陆美玉后来调到鄞县规划局,长期从事专业技术工作。

  还有后来为佛像塑造献出生命的吕工艺师,天童和阿育王两寺近百尊的佛像塑造创意和设计都是在他把关下完成的,他是一个有真才实学的高级工艺技术人员,知识渊博。还有,办公室的徐万杰在前期动迁和后勤保障方面功不可没,宁波市工艺美术研究所副所长王永法和何月桂也承担了大量工作。

  正是由于这一大批人的不懈努力,才有了今天天童寺和阿育王寺的辉煌。

  【重修完成对外开放】

  1980年6月,两寺重修工程全部提前完成。

  1980年9月,政府宣布:“文革”中遭破坏的浙东名刹——天童寺和阿育王寺修缮一新,对外开放;1981年6月,浙江省人民政府公布天童寺、阿育王寺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3年4月9日,国务院批准天童寺、阿育王寺为全国汉族地区佛教重点寺院。

  两寺重新对外开放后,国内外来甬人士都把它们当作重要的文化旅游胜地,参观游览者甚多,四方信徒前来朝拜者络绎不绝。此举还大大促进了国际文化交流,特别是日本友好人士,多次来两寺朝拜,日本佛教曹洞宗信徒至今仍把天童寺视为“祖庭”,两寺高僧也多次出访日本寺院。1988年5月,联合国第三裁军特别总会祈祷和平法会及持舍利和平使节团也来寺中礼塔祈祷。

  东南商报记者顾嘉懿根据李振敏遗稿整理

  图片记者崔引摄

  感谢李振敏子女李鹏李小英提供稿件

原标题:

编辑: 陈奉凤

天童寺阿育王寺重修记

稿源: 中国宁波网 2017-06-18 08:34:53

  天童寺

  阿育王寺

  宁波自古被尊为佛教圣地,尤其是位于市区东南方的天童寺和阿育王寺,名列禅宗“五山十刹”,地位极高。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两座寺庙遭到严重破坏。“寺内各殿大小佛像全部被砸毁,佛经、文物、法器,大都被毁或抄走”。

  1978年8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拨乱反正落实宗教政策,决定在全国开放一批重点寺院和教堂,天童寺和阿育王寺名列其中。

  不久,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来到宁波,视察两寺遭破坏情况,他建议地、市、县抓紧组织力量,尽快把寺院抢修好。1979年新财政年度一开始,国务院专款150万元和13斤黄金指标就到位了。一场汇聚宁波仁人志士的寺庙抢修行动随即开始。

  【国库拨款重修两寺】

  天童寺始建于西晋永康元年(公元300年),历代曾经倾圮重建。新中国成立后的天童寺系清末和民国初年重修的明代古刹,建有天王殿、大雄宝殿、御书楼、千佛阁、罗汉堂、藏经楼等。

  阿育王寺始建于西晋太康三年(公元282年),除始建于唐、重建于元的上下两塔外,基本上是明清以后重建,有殿堂、楼阁、轩院、库房、客寮等六百多间,藏经达七千三百多部。

  “文革”开始后,天童寺、阿育王寺成为“破”和“扫”的重点。1970年4月,两寺和尚全部被解散,下放到农村参加劳动。天童寺改为驻军仓库,阿育王寺改为丝织厂车间。

  1978年,赵朴初来宁波,看到两寺惨遭破坏的情景,建议宁波和鄞县各级政府尽快重修天童和阿育王寺。

  为配合外事活动,完成寺庙修缮的目标,国务院专款150万元和13斤黄金指标很快到位鄞县财政。当时的150万元可不是个小数目,这是改革开放后宁波第一个国家专项,两寺重修又是国库直接拨款的重点工程。工程要求一年到一年半内完成,越快越好。

  宁波本着“特事特办”的精神,决定成立两寺重修领导小组,由当时地区副专员陈布衣任组长,鄞县县长张群洁、宁波市建委主任李振敏任副组长,下设办公室,挂靠在鄞县计委。

  第一次会议在1979年元旦前后举行。会议作出分工:张群洁负责办公室以及驻军仓库、丝织厂搬迁等工作,并提名办公室主任由鄞县计委主任徐万杰担任;李振敏负责房屋重修、佛像重塑等工程技术工作,技术力量主要由市里解决。

  【重塑佛像重修殿堂】

  因为领导小组互相联系困难,李振敏作为地、市、县三家政府的全权代表,来决策和处理工程上的一切事项。“当时最大的难题是不懂佛学知识,且无任何资料可参考,也没地方去咨询,更没有塑造佛像的设计和施工单位”。一次塑造两个大寺院的全部佛像,当时国内尚无先例,工程技术人员去哪里找?

  最后经过市领导和建委同志推荐,请宁波市工艺美术专业队伍承担。市工艺美术研究所曹厚德所长找到李振敏,说愿意将此作为一门课题研究,并承担全部佛像塑造任务。

  曹厚德随即组织外出考察,到现场测量殿堂,制定具体方案,曹李两人统一了几个主要问题:一是两寺佛像都按大乘佛教菩萨系列塑造;二是确定了大乘菩萨主要佛像;三是佛像制作工艺原则上都采用民间传统工艺泥塑,少量的用“脱胎法”试验;四是佛像除大佛、三世佛、罗汉等为“金身”外,其他尽量采用彩塑,以节约黄金;五是殿堂等房屋的整修原则,能中修的不大修,以节约经费。

  1979年春节前,市工艺美术研究所基本上把方案拟好、图纸绘完。3月初,召开了设计会审会议,请专家和工艺技术人员、主管宗教的干部参加,还特邀广修、永通两位原寺院的和尚当顾问。其中,永通和尚谈及“布袋和尚对天童寺的创建贡献很大”,要求“能和原来一样,把布袋的佛像排列在罗汉中”,但当即遭到反驳:“和尚怎么能和罗汉并列?”其实永通此言自有道理,结果留下了布袋和尚未入天童寺罗汉席的遗憾。

  方案基本通过后,一批有代表性的佛像小样被运送到中国佛教协会审定。没多久,宁波地区专署办来电说:“送北京的佛教小样,赵办都看过了,塑得不错,可以批量塑造。”

  于是,曹厚德组织施工力量在天童寺各殿全面铺开,到6月底,各殿佛像粗坯基本完成。到年底,一个个光滑的泥菩萨已端坐在各自的位置上。最后一道工序是穿戴、化妆,有的贴金,有的添彩。到1980年6月底,两寺佛像重塑和殿堂重修的任务完成。

  【仁人志士艰辛付出】

  两寺此次重修,一次性塑造的佛像总计有近百尊,殿堂房屋也全部修好,油漆粉刷一新,大殿屋脊、檐角的砖雕也都重新烧制装好。如此大的工程,新塑佛像之多、质量之高,在两寺历史上,除了水毁、火灾、轰炸后重建的以外,为前所未有。

  有一天晚上,曹厚德来找李振敏,说施工遇阻。原来工艺美术研究所有一些女同志,如曹厚德的女儿曹巧飞也参加了佛像雕塑制作。旧时认为“女人上佛台是佛家大忌”,许多和尚拿着扫帚守在佛台不让施工。后经过做思想工作,由老和尚出面解释,方平息了事端。

  两寺殿堂房屋总共有近五万平方米,大部分是民国初年重修的明代和清代古建筑,房屋特点是肥梁、胖柱、大屋顶,多是单层,年久失修,屋面漏水严重。“这次趁着佛殿没菩萨、寺院无和尚无客寮,正是重修佛殿的极好契机”。重修工程抓住这个时机,对两寺殿堂进行了全面整修,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全部修好。

  可是谁能想到,那么多房屋的设计、施工、监理、核算等工作,是由一位女大学生陆美玉完成的。陆美玉是上海人,古建筑专业毕业,“文革”中被下放到鄞江供销社当营业员。有关部门把她借调上来,专管两寺的房修。她一上来就住在寺院里,不管酷暑严冬,总是爬上高高的屋顶,检查破损的屋面,施工时总是在屋顶上检查质量和隐蔽工程,工作勤勤恳恳极端负责,同志们都为她的精神所感动。陆美玉后来调到鄞县规划局,长期从事专业技术工作。

  还有后来为佛像塑造献出生命的吕工艺师,天童和阿育王两寺近百尊的佛像塑造创意和设计都是在他把关下完成的,他是一个有真才实学的高级工艺技术人员,知识渊博。还有,办公室的徐万杰在前期动迁和后勤保障方面功不可没,宁波市工艺美术研究所副所长王永法和何月桂也承担了大量工作。

  正是由于这一大批人的不懈努力,才有了今天天童寺和阿育王寺的辉煌。

  【重修完成对外开放】

  1980年6月,两寺重修工程全部提前完成。

  1980年9月,政府宣布:“文革”中遭破坏的浙东名刹——天童寺和阿育王寺修缮一新,对外开放;1981年6月,浙江省人民政府公布天童寺、阿育王寺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3年4月9日,国务院批准天童寺、阿育王寺为全国汉族地区佛教重点寺院。

  两寺重新对外开放后,国内外来甬人士都把它们当作重要的文化旅游胜地,参观游览者甚多,四方信徒前来朝拜者络绎不绝。此举还大大促进了国际文化交流,特别是日本友好人士,多次来两寺朝拜,日本佛教曹洞宗信徒至今仍把天童寺视为“祖庭”,两寺高僧也多次出访日本寺院。1988年5月,联合国第三裁军特别总会祈祷和平法会及持舍利和平使节团也来寺中礼塔祈祷。

  东南商报记者顾嘉懿根据李振敏遗稿整理

  图片记者崔引摄

  感谢李振敏子女李鹏李小英提供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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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陈奉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