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记者在中部某省调研时，有县长反映，受疫情影响，有的县国库款真实余额安全“红灯”已亮，库款余额中可用部分已不足以支付该县一个月的工资支出，财政运行风险比债务风险更火烧眉毛。
然而，当记者向该省财政厅询问时，得到的回复却是：当前县财省管，省财政厅监测数据显示国库款“正常”。
不久前,中央提出“六保”——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基层国库款水平是否正常，直接影响到保基本民生、保基层运转的底线能否兜牢。
那么，县长、省财政厅，哪一个的答案才是真实的？
县级国库款“余额不足”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受疫情影响，中部地区一些县今年一季度财政收入减少50%以上。收入“腰斩”的同时，刚性支出难削减，使得县级国库款余额吃紧，一些县级国库款余额低于安全水平，即月末库款余额明显低于月均库款流出额。
“基层财政运行风险正快速累积，一些县国库款运行安全已经亮‘红灯’。”中部地区某省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县长说，近年来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备受关注，自己作为一名县长，深切感受到，财政运行风险比债务风险更严重、更紧迫。
同时，他与其他县交流获悉，这种担忧并非个例。该省2019年修订的《市县财政管理工作绩效考核与激励办法》明确了国库库款相关监测口径。库款保障 水平计算方式是月末库款余额除以月均库款流出额，对于全省而言，合理区间为0.4～0.8之间。考虑到目前市县尚未开展国库现金管理，市县库款保障水平合 理区间在0.4～0.6之间。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该省某县国库款中可用部分只占到国库款余额的不到3成。按可用部分计算，已跌出合理区，触发国库款保障“红灯”。
“上面请客、下面花钱”
基层财政干部反映，近年来，基层入不敷出的财政运行风险问题一直存在，新冠肺炎疫情让该问题更加凸显。
有限的财政“盘子”，要应对各项“必不可少”的支出，让基层财政干部挠破头。未纳入预算安排，让基层“创造性落实”。
采访中，一位县长反映，以公益性岗位薪酬支出为例，这些岗位用于安排贫困户或低保户就业，出发点是好的，但这项支出最初没有纳入县级财政预算安排。 “相关部门一竿子到底，直接到乡镇，要求一个村搞七八十个公益性岗位，一个乡镇开发几百个，全县仅此一项就要多支出近1亿元。”该县长说，起初这些项目他 自己并不知道，等到最后花钱时，需要找县长审批签字，他才知道有这笔财政支出。“有困难怎么办？上级就让我们创造性落实。如果县里不给钱，年终这项考核会 被扣分，我们只能想方设法补窟窿。”
上级提标扩面，下级配套吃力。一位乡镇财政所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扶贫基本项目资金和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缺口相对较大，尤其“两不愁三保障”项目， 地方财政配套压力大。以低保费用的县级财政支出为例，随着保障面扩大、保障标准提高，县级配套资金压力越来越大。2015年，该县低保费的地方配套部分中 县级支出占比10%，县级财政一年低保费用支出约1000万元。随后逐年增加，到2019年，县级财政占比提高到50%，县级财政当年低保费用支出接近2亿元，县级财政压力极大。
记者调研了解到，由于害怕“枪打出头鸟”，县里不敢承认国库款吃紧问题，只能持续这个“10个瓶子9个盖”的游戏。然而，一旦“盖不住”，对社会稳定将形成冲击。
标本兼治化解风险
基层财政干部与专家强调，必须从标本兼治角度，重视国库款余额亮“红灯”问题。
在治标层面，先救眼前之急，深入摸排县国库真实情况。中部省份一县财政局局长建议，当前，需加快财政资金调拨，在全年转移支付的总量中，适当增加上半年所占比例，并加快发放。同时，在出台惠民惠企新政策时，将县级财政生存情况纳入考虑范围之内。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冯俏彬建议，省级财政部门要加强预警，对县级国库款监测更加细化，不仅要监测国库款总额，还要详细分析其中不同类别的细分子项目，及早发现问题苗头，化解风险。
在治本层面，稳步推进财税体制改革，提升预算绩效。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表示，随着疫情防控常态化，基层财政仍将较长时间面对收支 矛盾压力。受疫情影响，承担事权责任最大的基层政府，在财权上缺乏有力保证问题会进一步凸显。虽然国家层面已有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 的指导意见，但对于省级以下划分仍不够明晰。
施正文建议，以法治化思维提升财税治理现代化水平，加快推进不同层级政府间财政关系、财政转移支付等方面立法工作，从纵向与横向综合施策，逐步解决 地方政府的事权与财权不相匹配问题。多位基层财政干部建议，为避免钱花了但效果不理想，或预算列了但资金长期闲置等问题，应把提升预算绩效作为下一步预算 改革重点。把经济责任审计重点放在预算绩效欠佳领域，比如产业扶贫、小额信贷、危房改造等领域。同时，积极开展预算绩效第三方评估，弥补政府内部评价固有 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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