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5日，国家第一次高值医疗耗材集中采购。场上报出最低价的是山东吉威，原价1.3万多元的支架，山东吉威开出了最低价只要469元。
与2019年相比，相同企业的相同产品平均降幅93%。当天，网上最热门的一个段子说的是“昨天一个支架可以买6瓶茅台，今天一瓶茅台可以买6个支架”。支架价格被国家医保局强势压低后，另一种声音冒了出来。
在医保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有媒体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这么便宜的支架，质量有保证吗？”
类似问题其实在前几轮药品国家带量采购中就出现过。“0.07元一片的降压药还靠不靠谱？”“进口降糖药降到0.6元一片，质量还会一样吗？”事实上，这些疑问在已经开始执行的带量采购中都被一一解答。
多数企业报出了700多元价格
就支架来说，其生产成本其实很低。上市公司赛诺医疗曾披露过国内主要支架企业的毛利率水平：乐普医疗79.28%、柏盛国际83.46%、微创医疗70.21%。一款出厂价3000元左右的支架，实际生产成本也就不到600元。
本次集采中，多数企业报出了700多元的价格，实际上已经充分考虑了企业的成本和利润水平。很多企业采取的是代理销售制度，出厂价格远低于终端售价，这中间的差价就是各路经销商“从中活动”的空间。
如今，这部分空间被完全挤压，就连企业的出厂价也要大幅压减，无法保证拥有80%的净利润。企业让利，患者受益，这本身就是国家带量采购的初衷。
支架价格高的原因
2010年前后是外资品牌血管支架最后的黄金时代。中国价格协会曾在当年做过一个分析，支架等高端医疗器械价格昂贵，主要是因为“中间环节多”，支架从出厂或进口开始，到最终由医院销售给患者，平均加价2.28倍。其实，中国价格协会并没有把话说透：所谓“中间环节”，只是经销商为了规避单笔利润过高刻意制造出来的，因为每道发票加价率如果超过一定比例，可能会遭遇执法部门调查。
为了把价钱抬高，只有多设置中间环节才行。尽可能压低进货价格、鼓动医生私下推销，这是那个年代医疗器械企业典型的“推广”方式。2011年的一次心血管病学术会议上，国内心脏病专家胡大一炮轰支架滥用：12%的患者被过度治疗，38%的支架属于可放可不放。
这场会议上，支架的成本被一一拆解。一个出厂价3000元的心脏支架，卖到医院的价格为1.15万元，医院售给患者翻倍至2.7万元；而同类的进口支架，到岸价6000元，到医院就成了2.3万元，医院售出则在3.8万元上下。
当时高值耗材并没有省级招标采购，更不要说全国集中采购了。医院是支架等高值耗材采购的主体。用哪家不用哪家，基本是各家医院负责采购的副院长和器材科主任说了算。加上经销商的利润，可以想象，患者装一个接近4万元的进口支架，真正花在“支架”这个产品上的钱有多少。这种看似不合理的情况，背后有着其“合理”的内在逻辑。
在很多发达国家，支架价格便宜，但医生的手术费用高。有统计显示2006年的时候，美国做一台支架植入手术平均的费用是1.5万美元。而在2020年，国内安装支架所需的心脏造影、支架植入、术后6天ICU病房、7天普通病房，这些费用加上手术、住院期间的药费，加起来总共大约是2万元人民币。
医生的劳动价值、各种监护设备的使用成本、医护的服务成本以及药费，这些统统加起来，尚不及一个支架的钱。医生没能在医疗服务中获得其应有的价值体现，可能就会从别的渠道上寻求弥补。
中国医疗行业需要风清气正
支架集采结束后，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司长钟东波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在经过了前期大量的调研分析后，医保局预期此次最低价可能在500元至600元。
这个价格是经过全面的成本调查的，是有根据的。而且医保局还参考了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最终得出的结论。”让医疗技术体现出它应有的价值，才是下一步公立医院建设和管理改革的核心要义。医疗的本质是医生通过设备、器械和药品实现治疗患者的目的，离开了医生的智慧，设备和药品只是一堆摆设。
现在正在做的，就是让智慧的价值回归。正在推行的按病种付费（DRGs）或许是实现医生智慧价值的最合适方式。钟东波明确提到：“已经实行DRG付费的地区，不下调支付标准，结余留给医疗机构，鼓励优先使用中标产品；没有实行DRG改革的地方，把医保结余的部分，拿出50%，给医疗机构进行绩效奖励。”
这意味着，医保对支架手术总的支付总额还会固定的，支架费用降下来了，多出来的部分可以以奖金形式分配给医生。医生拿着阳光的合理收入，当然会好过私底下的灰色交易。一轮轮的药品、耗材带量采购，相信能带来中国医疗行业的风清气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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