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27日，宁波奉化渔民在长江口以东的165渔区两网捞起上千斤野生大黄鱼，价值近百万元。一次捕获如此多的野生大黄鱼，这在浙江海域已多年未见，立即引起了轰动。
当时，这批大黄鱼上岸后，人们蜂拥而至看稀奇。
后来，小时新闻记者和浙江海洋大学科研人员陶震博士一起，找到销售这批大黄鱼的渔老板随机购买了4条鱼，用来进行科研实验——准备地说，是通过基因测序来推断这批大黄鱼到底是不是野生的，又有多“野”，并据此溯源它们属于哪个地理族群？
记者陪海洋大学专家购买了四条大黄鱼用于科研。
这次的基因测序意义十分重大。
作为东海野生大黄鱼资源修复工程的项目负责人，浙江海洋大学党委书记、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严小军告诉小时记者，什么样的大黄鱼才能叫“野生大黄鱼”？对于这一概念历来有多种说法，“我们认为，要根据这条鱼的生长史来定义，从产卵到生长都在天然的海洋环境中，才可以称得上是野生大黄鱼。”
严小军说，到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成熟的野生大黄鱼族群已十分罕见，每年清明前后的渔汛也没有出现过。渔民也只有零星捕获，所以其价格才水涨船高。
近些年来，随着持续不断的增殖放流以及休渔等政策效应，东海野生大黄鱼的种群修复令人期待。
在渔业专家看来，这次奉化渔民一次性捕获上千斤野生大黄鱼，是可以载入史册的一件事。
浙江海洋大学作为东海野生大黄鱼资源修复工程的牵头单位，第一时间购买四条鱼进行基因测序，就是想搞清楚它们的身份之谜。
1月28日，记者拿到了此次基因测序的结果：根据专家意见，两组实验结果都偏向于这批鱼与福建的闽-粤东族大黄鱼亲缘关系较近。
第一组实验由陶震博士主持，其方法是通过大黄鱼线粒体基因组全序列的扩增及特异鉴别引物来进行鉴别。这一PCR检测技术，正是严小军及团队早年的研究成果。
去年11月30日晚，小时记者陪同陶震博士购买的4条大黄鱼（重量分别为7两6、6两、8两8、一斤）被送入浙江海洋大学的实验室，连夜进行解剖，提取了每条鱼背部的少量肌肉作为实验DNA样品。
“现在的新冠病毒核酸检测也是PCR扩增。通俗地讲，就是找到新冠病毒的某一个核酸序列标记，检测时将病毒的遗传物质转成DNA后进行PCR扩增，以此鉴别该病毒是新冠病毒而非其他病毒。”陶震博士说。线粒体基因具有母系遗传及高进化速率等特点，是研究基因组进化、种群遗传学分析的有效标记。这项检测的条件是：前期已获得舟山岱衢族大黄鱼及闽-粤东族大黄鱼的特定DNA标记。
通过PCR检测对比，本次的实验样品并非岱衢族大黄鱼。
陶博士还通过检测大黄鱼肌肉中脂肪酸的含量来进行鉴别。这项发现同样是严小军及团队的专利。
严小军告诉小时记者，两个地理族群的大黄鱼由于适应环境的不同，脂肪酸代谢方面会存在一定的差异。肌肉中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有高有低，在南方越冬的闽-粤东族大黄鱼生活的海水温度偏高，其特定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偏少，北方的岱衢族大黄鱼则相对高一些。
小时记者了解到，陶震博士的这项实验结果，在取样后不到一个星期就出炉了。
本次检测结果显示，这四尾大黄鱼更适合南方的暖水环境。
与此同时，另一组样品被送到武汉一家生物公司，进行全基因组测序。遗憾地是，其中一条鱼的样品可能被降解，达不到实验要求。科研人员只能对其中三条大黄鱼的DNA进行了全基因组测序。
基因测序通常是比较费时的，武汉这家公司利用二代测序技术的测序结果近日才完成。
前天，拿到结果的浙江海洋大学江丽华博士将两组数据进行了对比分析。
对大黄鱼的基因测序结果。
据了解，大黄鱼的单个细胞里，大约包含23000个编码基因，而构成基因的基本单位（核苷酸分子）加起来有728MB（M代表百万，B代表碱基对，也就是有7亿多个碱基对）。江博士要做的工作，并非将全部基因进行对比，而是通过生物信息学软件进行单核苷酸多态性比较。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基因变异是自然界的普遍现象，科研人员对那些容易变异的基因，其活跃程度作出观察、统计、分析，以此来鉴别和研究生物种群。
2020年初，江博士曾对四个取样群体共198尾大黄鱼进行了基因组重测序（分别为岱衢洋捕捞群体52尾，舟山市水产研究所养殖群体53尾，宁德海域捕捞的群体38尾，宁德某水产公司的养殖群体62尾）。
结果发现，岱衢养殖群体与其它群体可以完全分开，这可能和其选育种群体特性相关；宁德养殖群体与岱衢群体也没有交集，而与宁德海域捕捞群体有部分交叉。
这表明，宁德养殖大黄鱼的亲本来自宁德海域捕捞群体；而岱衢洋捕捞群体与宁德捕捞群体出现交叉现象，推测这与大黄鱼洄游及取样时间有关。
这一次 ，江博士将奉化渔民在165渔区捕捞的三条大黄鱼的基因组添加进来，进行单核苷酸多态性比较，发现其中两条与福建宁德海域捕捞群体的亲缘关系较近，另一条则与舟山海域捕捞群体的亲缘关系较近。
如何理解两组实验结果出现的些许差别呢？
浙江海洋大学党委书记、大黄鱼科研项目负责人严小军给小时记者讲了一个历史故事。
严小军说，本次奉化渔民捕捞到千斤大黄鱼的165渔区，位于东海野生大黄鱼传统越冬场的内侧。这个越冬场是上世纪70年代初发现的。在1974年，浙江省组织沿海大量渔民前往该越冬场围捕，造成的严重后果就是，岱衢野生大黄鱼资源严重枯竭。在此后的若干年里，渔民们在晚上再也听不到大黄鱼咕咕的叫声（指每年清明前后的渔汛）。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在福建宁德的一位科学家的努力下，野生大黄鱼人工繁育成功。此后，大黄鱼的养殖和放流便开始了，并逐步引进到浙江沿海。
可以说，最初舟山、宁波地区人工养殖和放流的鱼苗，都源自福建。直到2007年，宁波市开始启动岱衢族大黄鱼野生亲本采捕、保活、繁育和种质库建设项目，在舟山岱衢洋成功捕获8尾亲鱼，经过驯养、促熟、催产和人工繁育，到2011年底，已规模化生产全长5厘米以上岱衢族大黄鱼340万尾。这些年来，舟山宁波地区的养殖和放流以岱衢族大黄鱼为主，数量更是以千万尾计。
“近些年，浙江渔民会零星捕捞到东海野生大黄鱼，但这次奉化渔民一次性捕捞到上千斤还是头一回。可以肯定的是，东海的野生大黄鱼种群已经有了变化，我们很想知道，目前舟山海域的大黄鱼到底是以岱衢族为主，还是以闽-粤东族为主。我们这次的科研成果，正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考。”严小军说。
综合以上多位科研专家的说法，本次实验的样本数以及可参照的原始资料，并不足以得出一个精确的结论。但正如严小军所说，经过多年的选育和放流，东海野生大黄鱼的种群资源或许已经发生了可观的修复，我们期待东海野生大黄鱼再次王者归来。
【新闻多一点】
野生的大黄鱼也是分“家族”的
历史上，我国沿海存在3个大黄鱼地理族群，它们在形态、寿命、种群结构和资源数量上存在明显差异。
分布在雷州半岛以东的硇洲族大黄鱼寿命最短（雌鱼9龄、雄鱼8龄），种群结构最简单，数量最少。分布在浙江和江苏南部沿海的岱衢族寿命最长（雌鱼19-30龄、雄鱼15-25龄），种群结构最复杂，数量最多。分布在福建、广东沿海的闽—粤东族则介于两者之间。
我国科研人员曾对三个大黄鱼种群在形态特征、年龄结构等差异进行了研究。就拿岱衢族大黄鱼与闽-粤东族大黄鱼相比较，前者在体色、体型、营养价值和风味方面占有优势，因此在市场上价格要比闽粤东族大黄鱼要高。在养殖方面，其在生长速度、成活率、饵料系数和抗寒能力等方面，也强于福建的闽-粤东族大黄鱼。而在舟山、宁波地区养殖的大黄鱼，绝大部分为闽-粤东族大黄鱼，其在外观上与岱衢族大黄鱼很相似，老百姓甚至是老渔民采用传统的性状观察来辨别，主观性强，其实很难对二者进行有效区分。
因此，采用科学手段对其进行区分鉴别，对于东海野生大黄鱼资源修复这项浩大的工程来说，有着特别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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