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时间,有关行政区划调整的话题,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实际上,最近这些年来,浙江不少地方都经历过了行政区划调整。
已阅君把县级以上的择要罗列一下:
2013年,绍兴县、上虞市被撤销,设立绍兴市柯桥区、上虞区。原属绍兴县的孙端镇、陶堰镇、富盛镇当时被划归越城区。当时以原上虞市的行政区域为上虞区的行政区域。不过在今年前段时间,又有一次行政区划调整:原属上虞区的沥海街道划归越城区。
越城区是绍兴市的主城区,从这两次行政区划调整,应该能看出它的“成长轨迹”。
2014年,撤销县级富阳市,设立杭州市富阳区。
2015年,洞头县撤销,设立温州市洞头区。这也不是常见的撤县设区,因为随着这次区划调整,原属龙湾区的灵昆街道,被划归了洞头区。
2016年,宁波有大动作:撤销江东区,原江东区管辖的行政区域划归鄞州区;鄞州区的集士港镇、古林镇、高桥镇、横街镇、鄞江镇、洞桥镇、章水镇、龙观乡、石碶街道划归海曙区管辖;撤销县级奉化市,设立宁波市奉化区。
2017年,有两件事:玉环撤县设市;临安撤市设区。
2019年,龙港撤镇设市。
然后,就是上周杭州的这次了。
如果认真分析一下,就会发现近年来浙江的这些行政区划调整,其实包含了三种情况:
第一种是“撤县设市”或“撤镇设市”;
第二种是“撤县设区”或者扩大主城区;
第三种是对原有的市辖区进行调整。
这三者的目的,相当不一样:
“撤县设市”或“撤镇设市”意味着将县、镇变成县级市,侧重点放在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就地、就近城镇化。
“撤县设区”,也就是把原来的县或县级市转变为市辖区,目的是为了将此前相对独立的县域纳入市管辖,为的是在城市“扩容”时拓展发展空间。
市辖区调整,则是通过合并、拆分等方式来实现“存量优化”,为城市进一步发展打开新格局。
这三种的行政区划调整方式,其实代表了城市发展的三个阶段。
光从一个省的视角,不大容易看得出这三者之间差异,因此有必要把视角放到全国。
“撤县设市”或“撤镇设市”已阅君这里就不聊了,光聊后两者。
很多人可能注意到了:从去年6月起,全国不少地方迎来了一波行政区划调整的“大潮”,像成都、烟台、芜湖等城市都被“卷入”。
这些城市,其实都不寻常:成都和长春都是省会城市;烟台的GDP在山东省内排名第三,有望在5到10年内进入“万亿城市俱乐部”;芜湖在安徽省内是GDP排名第二的城市,在合肥市2020年GDP破“万亿”后,它的发展赢得外界更多的关注。
因此,去年这波行政区划调整,也不寻常。
这些城市是怎么调整的呢?
成都是“撤县设区”,撤销新津县,设立成都市新津区。烟台是撤销蓬莱市、长岛县,设立蓬莱区。芜湖市则比较复杂:撤销三山区、弋江区,设立新的弋江区;撤销芜湖县,设立芜湖市湾沚区;撤销繁昌县,设立芜湖市繁昌区。
从中可以看出:这些调整差不多仍是“撤县设区”,都属于城市“扩容”,旨在要使优势地区有更大发展空间,使城市综合承载和资源优化配置能力更为增强。
市辖区调整,实现“存量优化”的例子,则要到更“大”一些城市的区划调整中,才能找到。
像在2010年,撤销东城区、崇文区,设立新的北京市东城区;撤销西城区、宣武区,设立新的北京市西城区,就是其中一例。
自从2000年起,上海市辖区也进行了好几轮区划调整:南市区并入黄浦区、南汇区并入浦东新区、黄浦区和卢湾区合并为新黄浦区、静安区和闸北区合并为新静安区、崇明撤县设区。
广州也进行过调整:东山区并入越秀区,芳村区并入荔湾区,设立南沙区,萝岗区并入黄埔区,从化、增城撤县设区等。
苏州也有类似的情况:2012年,苏州市沧浪区、平江区、金阊区合并为姑苏区;同时撤销吴江市,设立吴江区。
这些城市,要么是“老一线城市”,要么是“新一线城市”中的佼佼者。从它们怎么进行区划调整,不难看出,它们在同时下两步棋:在原来的主城区,将随着发展已经面积过小的区合并起来,统筹发展资源;而在城市的外围,则“撤县设区”,继续进行城市“扩容”。
从省外这些城市怎么进行区划调整,再结合这些已阅君前段时间介绍的这些城市“十四五”规划所提出的目标,就能将这些城市的未来发展之路看得更清晰:
有些城市,正在努力发展自己,希望通过区划调整、实现城市扩容,甚至为自己铺就进入“万亿俱乐部”之路;有些城市人口已达千万级,或者有望在未来达到千万级,则希望通过“存量优化”的方式,为自己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条通道。
不管是什么方式,从这些年浙江的区划调整来看,这些城市不但早就设定目标,为达到这些目标所采取的行动,也早在几年前就稳步推进,相关行政区划调整,就是其中的一环。从中想必能看出“谋定而后动”这五个字。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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