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变革的印记，体现在城镇的角角落落，也可能“收藏”在一个老人视作珍宝的铁皮盒里。
84岁的周玉菊是北仑区郭巨街道尖岭岙李家人，她说自己大半辈子过来，没留下什么财富，最宝贝的就是一个四四方方的铁皮盒。
盒子里装着的，是一叠已经泛黄的厚厚的资料，包括工作笔记、统计报表、会议纪要等，记录着她在郭巨农村信用合作社这个岗位上所见证的变迁；还有27份荣誉证书和奖牌，那是对她爱岗敬业的褒奖。
通过信贷扶持贫困农户走上致富之路
近日，在周玉菊家中，记者看到了那只铁皮盒。盒子里的资料实在“复古”：油印在黄色草纸上的一份份数据报表以及手抄的工作总结。娟秀的字体，记载着那个时代农村金融工作的印记。
“1959年入党，1962年8月进入郭巨农村信用合作社，在基层待了24年，1986年调任北仑区信用联社……”时隔几十年，周玉菊记得每一个于她而言至关重要的“大事件”。翻看这叠资料，听她讲过往的从业经历，一部郭巨经济发展的历史画卷仿佛在眼前徐徐展开。
在信用社，周玉菊分管的是农业信贷工作，简言之，就是通过信贷扶持贫困生产队发展生产，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共同富裕。
当时，郭巨有13个生产大队、118个生产队，其中10个生产队最为贫困。1965年1月，岭下大队被确定为信用社重点扶持对象，随即，周玉菊就和当时镇海县农业银行下设部门农金股的一位同志一道整理被褥行李，下队开展为期15天的“三同”蹲点，即同吃同住同劳动。一来是体验生活，二来是找出该大队之所以落后的主因。
“住的是茅草屋，逢雨必漏；吃的是番薯汤，一天三顿不变花样；口袋里没有钱，靠的是银行‘接济度日’。”在一份资料里，周玉菊这样描述。这并非个例，而是当时岭下大队几乎家家户户遭遇的窘境。
该大队有61户、348人，却只有334亩耕地，人均还不到一亩。而且，土质薄，又是冷浸田(是指山丘谷地受冷水、冷泉浸渍的一类水田)，产量相对低不少。1964年，大队总收入仅31054元，其中农业收入占比92%，每户平均还负债2250元。
为了让农民们摆脱苦日子，周玉菊一行和队委会干部白天调研，晚上讨论，最终决定利用大队靠山的优势，发展山林经济，一步步调整经济结构。
种苗贷款220元，规划种植油茶、毛竹、柑橘、毛栗树等品种近百亩；贷款2990元，帮助建立耕牛繁殖基地，解决了有机肥料不足的难题；解决劳动力出路，贷款支持办起钢刀具厂、尼龙袜厂……
之后的20多年里，周玉菊与岭下大队保持着紧密联系，并通过实时跟进给予适当的金融扶持。上世纪80年代，该大队经济结构发生明显变化，农业收入从1964年占比92%下降为38.4%，山林经济从2.2%上升为30%以上，人均年收入翻了两倍多，提高到225元。贷款户减少到只有6户，个人存款面达到90%以上。
年终结算时的忙碌见证农村面貌可喜变化
一边是发放贷款给予生产扶持，一边是通过吸储和收贷，筹集并回笼资金，这不仅是信用社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条件，更关乎农村经济建设的资金保障。
那个时代，交通不便，拼的是脚力。走村、串户、下队、上站，是当时农村金融体系里的关键词。一年365天，周玉菊至少有200天在基层。要知道，当时去距离最远的五星大队，要走一两个小时的山路。
一年四季，风雨无阻，或顶严寒或冒酷暑，她会赶五六公里的路到偏远的生产队回笼资金，但凡晚上回程，身上带着钱，一定会有民兵一路护送。
除了下队，吸储和收贷的主要阵地在“五站”，即稻谷收购站、棉花收购站、生猪收购站、蘑菇收购站以及信用服务站。每逢农作物或家禽收获周期，周玉菊的身影总会出现在那些场所。
在站点旁支一张桌子，这便是最简易的“服务上门”。农户们一拨拨地提着收成而来，称重、收购、领取现金。而她要做的就是动员。
“打个比方，农户养成的生猪在收购站卖了50元，当场还贷15元，不是还剩下35元嘛，我们就会动员他将这笔钱存了。”她回忆，那个年代，大多数人都愿意存款，而且一存至少一年。无债一身轻，还能有结余，手里捏着存款单，那是日子越过越好的标志。对他们而言，实在是欢欣鼓舞。
从口袋里没钱，到家家户户有存款，年终结算时的忙碌，见证着可喜的变化。“一到年底，信用社所有人都要加班加点，每人一把算盘，噼里啪啦响个不停。”周玉菊告诉记者，从业那些年，存款单从薄变厚，存款金额从少变多，年终结算工作的耗时也随之不断拉长。
1982年被评为全国金融红旗手、1984年被评为全国金融劳动模范、1991年被评为全国农村金融系统巾帼劳动模范……周玉菊在这个岗位上的辛勤付出，让她在县、市、省、全国金融系统赢得了27次荣誉。
铁皮盒里，每本证书和奖章都被单独用报纸精心包裹。事实上，周玉菊最在意的不是“劳动模范”称号，而是身为信用社一员曾付出的“绵薄之力”。“看着村民们的房子越盖越漂亮，沿途的风景越来越美，能为这里贡献一份力量，见证一个时代的巨变，心里已经很满足了。”
宁波晚报记者陈烨 通讯员张琦琦张超伶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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