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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八千载 乘风破浪的宁波
2024-06-20 11:07:00 稿源: 中国宁波网  

【专题】蓝色脉动

图为航拍宁波。

宁波博物院院长张亮回望八千载 乘风破浪的宁波

如果用“应对—挑战”模型来解读宁波的历史,我们大致可以将其抽象为三个阶段:

首先,新石器时代—唐中期的“前城市时期”。

这一时期的主要压力,来自自然环境对人类的生存挑战,而先民的应对是沿海平原的初步拓殖,其关键词是海退陆升、于越拓殖;比如《“蓝色脉动——中华海洋文明探源”》中的前3篇,就提到了井头山人创造的海洋活动遗迹,提到了河姆渡文化里的海洋基因,以及从远古的涟漪到王朝时代的波澜壮阔。

总体而言,在该时期,自然力量是最大挑战,宁波河海交汇区位优势在没有统一国家腹地需求,没有先进生产力加持,没有大量人口支撑的情况下逐步演化出与自然妥协“天人合一”发展路径。

该阶段的主要矛盾,或者说于越部族的最大任务,就是充分利用当时的海陆山河的自然环境,基于水行山处的生活方式,利用陆升海退的大趋势,在沿海平原生存下来,并建立桥头堡。

其次,唐中晚期—宋—元的港城建设与完善时期。

这一时期,最大的外部刺激因素,是安史之乱之后形成的国家对于江南的需求,即“生产的南方与消费的北方”关系的形成。而应对的成果就是明州(庆元)港的崛起。

南方的崛起并非一蹴而就,加速则在安史之乱后。当时,由于中原地区生态环境的恶化和各地节度使截流资源维持割据势力,中央政府不得不倚重尚未开发的江南地区。得益于隋唐运河的开凿,南方的资源得以输送到北方。明州和越州通过浙东运河及其相连的隋唐运河,接入了全国性的物流系统。

但是明州还有一项更为重要的任务:运河只能打通平原地区;面对浙江南部、福建地区丘陵环境,运河在到达余杭之后,不得不在东部沿海寻找出海口,以获得江南以南广大区域的资源。

明州港作为大运河出海口的作用开始显现,两宋尤其是南宋庆元港更是成为首都(临安)的出海口。

在国家需求和政府力量的驱动下,中唐至宋,大量移民流入,宁波得到进一步拓殖开发,依托一系列水利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宁波以一府六县赋税与劳动力规模,以中心府城的各种配套设施,支撑起国家级港口在东海之滨的崛起。

而农商转运港的身份,又使得人流、物流、信息流不断交汇,外商、僧侣、学者、官员在港城构成的国际化舞台粉墨登场,奠定了嗣后一千年宁波的文教底蕴。

这一时期,社会因素和自然禀赋共同塑造了宁波的发展,即在江南开发的大背景下,宁波自然禀赋的优势终于在统一帝国的模式下得到彰显,使得港口与城市发生巨大变化。

图为清代明信片上的三江口。图源《宁波旧影》

其三,明清—近代的港城转型时期。

明清时期的国策,整体上倾向于封闭,宁波作为传统农商转运港的重要作用也受到了影响。

在这一阶段的后期,西方帝国主义的力量开始侵入东南沿海,传统经济结构和贸易形式受到破坏。面对全新挑战,曾经辉煌的港城宁波走出了不一样的发展道路。

作为一座有着悠久贸易传统的城市,一旦正常运行模式被阻断,会激起各方面的紊乱。比如,明代勘合贸易下的争贡事件;民间自发的贸易走入地下变成走私贸易,甚至演变成嘉靖年间的倭寇之乱。

清代,太平天国军占据华中和长江沿线后,以宁波港为核心的沿海南北洋航线部分替代了南北交流的重任。

此时的宁波,商贸重镇、交通节点的属性虽然未能恢复到唐宋时的高度,但是对于城市的塑造变得更为深刻,知行合一、工商皆本的思想,在知识阶层和市井阶层达成共识,使得阳明心学、浙东学术与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商品市场发展同步推进。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宁波被迫开埠,小农经济遭受毁灭性打击。在城市地位和经济形态双重打击之下,宁波人从另一个方面开始寻找出路:

一是努力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回应挑战;

二是顺应上海、汉口、天津等近代工业中心城市的崛起,利用各大商埠,将民族工业近代化推向全新高潮,并在之后的岁月中拓展到港澳、海外。

这一时期,当通济天下的港城难以发挥真正的作用,宁波人在转型中寻求突破:

一方面,构建出与城市气质相符的思想体系;另一方面,在有限的空间中继续用好完善的商贸体系,并在近代化过程中,找到新的领域、新的舞台。

商贸传统的先声,经世致用的文脉,亦文亦武的精英,遍布海外的商帮,都为新中国成立后以及改革开放时期国家建设、宁波城市的再次崛起,打下了坚实基础。

图为1985年航拍甬江两岸。图源宁波市档案馆

回顾、梳理宁波8000年,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三条规律。

规律一:从外部压力的类型来看,大致经历了“自然为主—社会经济与自然双重压力—社会经济主导”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越往后期,统一国家的命运对城市命运的挑战和推动就越强。这一情况,可以极简化为“家国一体”。

规律二:从外因与内因的互动来看,表现出“自然挑战的逆境—国家需求下的顺境—社会转型中的徘徊”的波浪形周期律。

当然如果细看周期律内部的情况,其实前一阶段的影响中包含着后一阶段的先声,比如泽国的基础环境决定水行山处的生活方式,并在后一阶段实现水上交通的大发展;城市能级的下降,却带来现代性因素的突破,并为未来的发展提供了可能。这一情况,可以极简化为区域史中具备穿透性的“与时偕行”基因。

规律三:从反馈与解决方式来看,则体现为“建立生存桥头堡—发挥港城枢纽作用—探索近代化转型”的过程。

这一过程中,尽管总结性思想的成熟要迟至明代及以后,但是从于越先民到亦文亦武的宁波人,都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在积极主动地回应外部挑战,并始终坚守在克服困难的“最前线”,进而提出属于浙东的独特解决方案。这一特点可以极简化为“知行合一”与“勇立潮头”。

图为宁波帮博物馆陈列一角。

由此,基于本文的观察模式和逻辑推理,我们基本上可以自然推导出宁波城、宁波人的共性特点——“家国一体,与时偕行”“知行合一,勇立潮头”。

家国一体——讲的是大形势、原动力;

与时偕行——讲的是文化的积累与继承;

知行合一、勇立潮头——讲的是面对挑战时,我们呈现出来的选择结果和解决方案。

这套内置的“蓝色动力”系统,穿越古今,烛照当下。

作者简介

张亮,宁波博物院支部书记、院长,文物博物副研究馆员。中国博协志愿者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浙江省博协副理事长。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浙东地区历史地理演变、不可移动文物及文化遗产保护、文物数字化等。先后参与天一阁博物院南馆、河海博物馆(暂名)筹建,参与承担国家自然基金课题《天一阁范式藏书楼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阐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重大创新项目《中华民族工业文明的形成演进及驱动力研究 》,浙江省文物局科技保护项目《天一阁天花彩绘智能处理与利用技术研究与系统开发》等重点课题。

编辑: 杜寅纠错:171964650@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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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八千载 乘风破浪的宁波

稿源: 中国宁波网 2024-06-20 11:07:00

图为航拍宁波。

宁波博物院院长张亮回望八千载 乘风破浪的宁波

如果用“应对—挑战”模型来解读宁波的历史,我们大致可以将其抽象为三个阶段:

首先,新石器时代—唐中期的“前城市时期”。

这一时期的主要压力,来自自然环境对人类的生存挑战,而先民的应对是沿海平原的初步拓殖,其关键词是海退陆升、于越拓殖;比如《“蓝色脉动——中华海洋文明探源”》中的前3篇,就提到了井头山人创造的海洋活动遗迹,提到了河姆渡文化里的海洋基因,以及从远古的涟漪到王朝时代的波澜壮阔。

总体而言,在该时期,自然力量是最大挑战,宁波河海交汇区位优势在没有统一国家腹地需求,没有先进生产力加持,没有大量人口支撑的情况下逐步演化出与自然妥协“天人合一”发展路径。

该阶段的主要矛盾,或者说于越部族的最大任务,就是充分利用当时的海陆山河的自然环境,基于水行山处的生活方式,利用陆升海退的大趋势,在沿海平原生存下来,并建立桥头堡。

其次,唐中晚期—宋—元的港城建设与完善时期。

这一时期,最大的外部刺激因素,是安史之乱之后形成的国家对于江南的需求,即“生产的南方与消费的北方”关系的形成。而应对的成果就是明州(庆元)港的崛起。

南方的崛起并非一蹴而就,加速则在安史之乱后。当时,由于中原地区生态环境的恶化和各地节度使截流资源维持割据势力,中央政府不得不倚重尚未开发的江南地区。得益于隋唐运河的开凿,南方的资源得以输送到北方。明州和越州通过浙东运河及其相连的隋唐运河,接入了全国性的物流系统。

但是明州还有一项更为重要的任务:运河只能打通平原地区;面对浙江南部、福建地区丘陵环境,运河在到达余杭之后,不得不在东部沿海寻找出海口,以获得江南以南广大区域的资源。

明州港作为大运河出海口的作用开始显现,两宋尤其是南宋庆元港更是成为首都(临安)的出海口。

在国家需求和政府力量的驱动下,中唐至宋,大量移民流入,宁波得到进一步拓殖开发,依托一系列水利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宁波以一府六县赋税与劳动力规模,以中心府城的各种配套设施,支撑起国家级港口在东海之滨的崛起。

而农商转运港的身份,又使得人流、物流、信息流不断交汇,外商、僧侣、学者、官员在港城构成的国际化舞台粉墨登场,奠定了嗣后一千年宁波的文教底蕴。

这一时期,社会因素和自然禀赋共同塑造了宁波的发展,即在江南开发的大背景下,宁波自然禀赋的优势终于在统一帝国的模式下得到彰显,使得港口与城市发生巨大变化。

图为清代明信片上的三江口。图源《宁波旧影》

其三,明清—近代的港城转型时期。

明清时期的国策,整体上倾向于封闭,宁波作为传统农商转运港的重要作用也受到了影响。

在这一阶段的后期,西方帝国主义的力量开始侵入东南沿海,传统经济结构和贸易形式受到破坏。面对全新挑战,曾经辉煌的港城宁波走出了不一样的发展道路。

作为一座有着悠久贸易传统的城市,一旦正常运行模式被阻断,会激起各方面的紊乱。比如,明代勘合贸易下的争贡事件;民间自发的贸易走入地下变成走私贸易,甚至演变成嘉靖年间的倭寇之乱。

清代,太平天国军占据华中和长江沿线后,以宁波港为核心的沿海南北洋航线部分替代了南北交流的重任。

此时的宁波,商贸重镇、交通节点的属性虽然未能恢复到唐宋时的高度,但是对于城市的塑造变得更为深刻,知行合一、工商皆本的思想,在知识阶层和市井阶层达成共识,使得阳明心学、浙东学术与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商品市场发展同步推进。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宁波被迫开埠,小农经济遭受毁灭性打击。在城市地位和经济形态双重打击之下,宁波人从另一个方面开始寻找出路:

一是努力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回应挑战;

二是顺应上海、汉口、天津等近代工业中心城市的崛起,利用各大商埠,将民族工业近代化推向全新高潮,并在之后的岁月中拓展到港澳、海外。

这一时期,当通济天下的港城难以发挥真正的作用,宁波人在转型中寻求突破:

一方面,构建出与城市气质相符的思想体系;另一方面,在有限的空间中继续用好完善的商贸体系,并在近代化过程中,找到新的领域、新的舞台。

商贸传统的先声,经世致用的文脉,亦文亦武的精英,遍布海外的商帮,都为新中国成立后以及改革开放时期国家建设、宁波城市的再次崛起,打下了坚实基础。

图为1985年航拍甬江两岸。图源宁波市档案馆

回顾、梳理宁波8000年,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三条规律。

规律一:从外部压力的类型来看,大致经历了“自然为主—社会经济与自然双重压力—社会经济主导”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越往后期,统一国家的命运对城市命运的挑战和推动就越强。这一情况,可以极简化为“家国一体”。

规律二:从外因与内因的互动来看,表现出“自然挑战的逆境—国家需求下的顺境—社会转型中的徘徊”的波浪形周期律。

当然如果细看周期律内部的情况,其实前一阶段的影响中包含着后一阶段的先声,比如泽国的基础环境决定水行山处的生活方式,并在后一阶段实现水上交通的大发展;城市能级的下降,却带来现代性因素的突破,并为未来的发展提供了可能。这一情况,可以极简化为区域史中具备穿透性的“与时偕行”基因。

规律三:从反馈与解决方式来看,则体现为“建立生存桥头堡—发挥港城枢纽作用—探索近代化转型”的过程。

这一过程中,尽管总结性思想的成熟要迟至明代及以后,但是从于越先民到亦文亦武的宁波人,都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在积极主动地回应外部挑战,并始终坚守在克服困难的“最前线”,进而提出属于浙东的独特解决方案。这一特点可以极简化为“知行合一”与“勇立潮头”。

图为宁波帮博物馆陈列一角。

由此,基于本文的观察模式和逻辑推理,我们基本上可以自然推导出宁波城、宁波人的共性特点——“家国一体,与时偕行”“知行合一,勇立潮头”。

家国一体——讲的是大形势、原动力;

与时偕行——讲的是文化的积累与继承;

知行合一、勇立潮头——讲的是面对挑战时,我们呈现出来的选择结果和解决方案。

这套内置的“蓝色动力”系统,穿越古今,烛照当下。

作者简介

张亮,宁波博物院支部书记、院长,文物博物副研究馆员。中国博协志愿者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浙江省博协副理事长。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浙东地区历史地理演变、不可移动文物及文化遗产保护、文物数字化等。先后参与天一阁博物院南馆、河海博物馆(暂名)筹建,参与承担国家自然基金课题《天一阁范式藏书楼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阐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重大创新项目《中华民族工业文明的形成演进及驱动力研究 》,浙江省文物局科技保护项目《天一阁天花彩绘智能处理与利用技术研究与系统开发》等重点课题。

编辑: 杜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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