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宁波网讯 如果说以往的单身危机大多是客观因素造成的，是在价值观趋同的情况下产生的，那么这一次的单身危机则反映出社会变迁中人们观念的变化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记者王娴报道在“光棍节”(11月11日)过后的一个星期内，李飞被安排了3次相亲，这3次相亲均由其母亲一手包办，老人家看着自己已经32岁的儿子至今不婚，心里甚是着急：“我让我们家的亲戚都行动起来，帮我儿子找对像，我还希望在有生之年抱上孙子呢，可这孩子各方面条件都不错，就是不愿意结婚。”
不婚族和第3次单身危机3次相亲，李飞和对方说的话不超过10句，他说他厌恶这种仪式性的东西，而希望自己有足够的时间来完成自己的理想，作为一个室内设计师，他更愿意把时间花在工作和旅游上，而不是在他看来索然无味的婚姻。
从去年开始，李飞和圈子里的一些朋友开始过“光棍节”--一个在中国内地兴起并不久的节日。李飞回忆说：“大概是从前两年开始的吧，许多人一起过，其实大家都不缺乏男女朋友，但是时代不同了，我们不能只做传宗接代的工具，如果自己都活不好，一代一代地活下去有什么意思。”
像李飞这样的人遍布北京的各个单位大院和写字楼，社会的竞争压力和对自己更高的要求使得中国的新一代年轻人把自我价值的实现放在了家庭价值实现的前头，也酿成了今天中国的第三次单身危机。
全国妇联妇研所理论研究室的陈慧平博士认为，如果说以往的单身危机大多是客观因素造成的，是在价值观趋同的情况下产生的，那么这一次的单身危机则反映出社会变迁中人们观念的变化。
光棍论坛和相亲协会在改革开放逐步深化的20世纪90年代，人们总是会用是否支持子女自由恋爱来说明某家长是否开明，而到了21世纪的今天，人们已经越来越少地坚持这样的评判标准。
相反，在年轻人越来越多地组成所谓的“光棍论坛”，大肆庆祝“光棍节”的来临之时，许多中年女子开始为自己子女的终身大事着急上火，组成了所谓的“相亲母亲联盟”。
作为联盟成员的王云有一个31岁的儿子，在外企从事技术工作，他形容自己的孩子生性活泼，但是很挑剔，所以一直未婚。
作为母亲，王云觉得帮助自己的孩子找对像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于是就和小区里面和自己身边的朋友一起组成了“相亲母亲联盟”，互通有无，互相给各自的孩子介绍对象。“我们这都快成婚介所了。至今也就撮合成了一对，现在的孩子不找对像，还不告诉你为什么，再着急也没用。”
而王云的孩子王天鹏则告诉记者：“我妈妈就喜欢瞎操心，我又不是找不到女朋友，但人生的目标并不是结婚，如果我结婚不能使自己过得更好，反而让自己的压力更重，那还不如不结。”
城市有别
社会学家李明水觉得单身危机背后的社会逻辑很简单，生存压力和观念的变化导致了人们婚恋观的变化。他分析说：“人是现实的，他每天都会做一些比较，如果他们认为结婚更合算的话，则结婚就会成为当然的选择。”
李明水举例说，与中国大城市的白领相比，中国广大中小城市的青年的婚恋并没有酿成所谓的婚恋危机，“与大城市相比，小城市还是更为传统一些，因为人们的生活和竞争压力更小，他们过惯了稳定的生活，自然希望一个家庭来让自己的生活更为规律，而他们相对来说要面对的诱惑也更少，他们的个人目标不会像大城市的青年那样，有时候看起来有些虚无，而是更为实际一些。”
李明水的举例当然具有一定的道理。王天鹏告诉记者，大学时期的同学，离开北京，回一些中小城市的，都已经结婚了，“有些孩子都好几岁了。”而留在北京或者去上海、深圳这样竞争激烈城市的人则大都未婚，“大家天天忙忙碌碌，有时候也会觉得挺孤独的，但一忙起来，很难顾及婚姻这样的事情。”
确有难处
与王天鹏这样的男性单身者相比，城市白领女性的境遇有时候显得很尴尬。妇女在中国社会地位的提高，造就了许多外表光鲜的高收入白领，但也造就了许多大龄白领女青年。
在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工作许丽朦也时常感到孤独，“但是你很难找到一个真正喜欢的。经常都要加班，工作很忙，所以接触的人也很有限，只好让父母安排相亲，但是真正好的也轮不上我啊。”在许丽朦的朋友看来，由于收入较高，且又追求较为纯真的感情，许丽朦很难找到合适的对象，不是嫌对方的收入太低，就是觉得别人对自己不是真心的。
而城市农民工则是另外一群不易找到生活另一半的人群。李明水分析说，城市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在这样一种城乡二元结构下，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在农村，他们是城里人，而在城里，他们又是农村人，这样的情况让他们在寻找配偶时无法摆正自己的位置。“过惯了城市生活，他们很多时候无法接受同为农民工的对象，而城市人则很难对他们产生兴趣，这本身不仅仅是他们自身的问题，也是整个社会的割裂。”
单身危机可怕吗？
在王天鹏看来，所谓的“危机”并不存在，这甚至是一种进步，因为人们终于可以摆脱许多束缚，自由地选择生活。
虽然许多社会学家也认可这种观点，但是长此以往导致的出生率下降还是会对中国产生一些不利的影响：比如青壮年人口的减少将使得中国的劳动人口吃紧，阻碍目前飞速发展的中国经济，甚至出现未富先老的局面。
但是也有一些社会学家认为，西方国家的经验证明，并不需要太过担心人口的问题。中国社会学家潘光就认为，凡是人口迅速增长的国家或地区，如中国、印度等，都呈现出上升的势头；而发达国家或地区，由于人力不足，不得不引进大量外部移民，这些来自生活水平较低国家的移民，在一两代人之后，往往能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与生活水平，甚至取代、占据了本土人原有的优势地位。在这种趋势背后，似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通过这一升一降的方式，来推动社会阶层的流动与文明的兴衰更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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