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报人身份曝光终日恐慌欲起诉公安机关和媒体-新闻中心-中国宁波网

　　中国宁波网讯“如果时间可以倒流，我肯定不会选择举报。”因身份被泄露而遭致无限烦恼的举报人说。无助的他甚至问记者：“出国能躲得开吗？”

　　新闻背景：据《法制日报》10月11日报道，河北省沧州盐山县的于某、庞某夫妇二人向公安机关举报抢劫杀人疑犯，却被公安机关和当地媒体将举报行为予以公开披露。他们的生活因此受到极大影响。

　　日前，于某和庞某以侵权为由，将南皮县公安局、沧州晚报及记者告上法庭，索赔106万元。据悉，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受理此案，不日将开庭审理。

　　11月25日，本刊记者赶赴事发地，对这一事件做了全方位调查。

　　传说，河北盐山县是五百童男童女的出发地。于桂华现在最想做的，是也能像这些老祖宗一样，远渡重洋，“只要能逃离”。

　　他要逃离的，是“可能遭到的报复”。这块心病像块大石头，从2003年12月30日起，就沉甸甸地压在他心上，压迫着他及全家人的生活。

　　雾夜举报

　　于桂华是盐山县圣佛镇杨甫寨村人，经营着一家庭加工厂。厂子效益不错，他也就有闲心搞点业余爱好——玩鸽子。因为玩鸽子，他结交了不少鸽友，也就认识了距离他家十华里的南皮县潞灌乡焦山寺村的蔡宝玉。

　　2003年11月25日，焦山寺村发生一起抢劫杀人案：歹徒砍了信贷员李天福31刀致其死亡，抢走7600元钱。如此恶劣的刑事案件在南皮尚属首次，警方进行了细密的侦查，很快在蔡宝玉的三姐家查到血衣，其姐夫被警方带走。警方很快断定蔡宝玉有重大嫌疑，并知道他去了天津，于是与天津警方取得联系，在他可能落脚的地方进行了严密布控，可是没有效果。消息在村里村外很快传开了。

　　12月2日，刚从外地出差回来的于桂华听到工人们的议论，吃了一惊。晚上一家人围坐着看电视时，他把这事告诉给家人，家人也都多少听到一些，说：“要真是他干的太可恨了。不想活了吧！”

　　那天晚上下大雾，对面几乎见不到人，天黑得可怕。8点多钟，于的妻子庞春华听到有人在院子里喊：“嫂子！嫂子！”老于交友广泛，自己又经常出差，都是她帮着招待，所以这些朋友一般过来首先找的就是“嫂子”。庞春华边应着边迎出去，没想到是蔡宝玉，衣冠不整，慌慌张张。庞春华心里“咯噔”一声。“他一年多没来了，怎么现在出了这事倒来了？也不知带没带什么凶器？”庞春华想着，装做热情地喊着：“进屋，进屋，这么大晚上你这是打哪儿来？”“从亲戚家”，蔡宝玉一边含糊地答着一边进屋，一头扎进没开灯的西屋，还不让庞春华开灯。

　　于桂华随后跟过来了，他坚持把灯打开，看到蔡宝玉一脸的惊恐，就知道村民们的议论不是空穴来风了。他问：“你们村杀人那事是你干的吗？”

　　“不是，不知道。”

　　“不知道，你跑什么？”

　　“我没杀人，就在屋外望风。”

　　“人不是你杀的怕什么？去自首吧。我开车送你去。”

　　“不去，我现在去还不被警察打死！风头过去再说。大哥借我辆自行车吧，我走不动了，我要去东营。”

　　蔡宝玉边说边伸出脚给他们看，上边有个血泡，看来他已经走了不少路。

　　夫妻俩劝了半天，蔡根本就听不进去，执意要走。

　　于桂华说：“要不等工人12点下班了吧，这里的工人都认识你，还有一个是李天福的亲戚。你能走得了？”说着，他给妻子递了个眼色。妻子立刻领会了，也劝蔡宝玉等等，又张罗着给他点烟、递水、做饭。

　　于桂华走到院里，犹豫了一下，拨通了盐山县公安局的电话。

　　因为大雾，50多华里的路，平时半个小时的路程，警察走了1个多小时。期间蔡宝玉三次提出要走，都被老于夫妻俩拦住了。老于又抽空到屋外打了个电话，询问警察来了没有，对方说已经到村外了。蔡宝玉有所觉察，老于一回屋，他就害怕地说：“大哥，我要是被逮住也是从你家逮去的！”这时老于才注意到他把头发都剃短了。正说着，八九名警察就冲进了屋子。

　　那天老于是跟蔡宝玉一起被警察拷走的，都是反拷，老于的手都被磨出血了。庞春华急了，嚷嚷着：“没有他的事呀！别抓他！”鞋都没穿一直追到村外。“现在想起来心里都哆嗦。”

　　其实，这是盐山警方对举报人的一种保护措施。当天晚上，于桂华就被放回家了。蔡宝玉很快被移交给南皮县公安局。

　　尽管有几个工人因为这事被吓跑了，但老于认为自己做得对，不然就会跟着一起犯罪了。

　　他们都以为日子会如常过下去，举报的事情在警方的保密下会如雾一般散去，无影无踪。

　　报纸曝光

　　12月30日，庞春华看到几个邻居在一起议论着什么，好像是蔡宝玉被抓的事，她就走过去想问问，结果邻居们一下子鸦雀无声了，很尴尬的样子。她拿过邻居手上的《沧州晚报》，还没看完头就蒙了。在这篇关于蔡宝玉案件的报道中，清楚地写道：“12月2日晚23时许，他仓惶逃离天津，窜至盐山县杨甫寨村于某某家中。当于某某听蔡诉说了自己抢劫杀人的罪行后，便悄悄拨打110电话向盐山警方报了警。”

　　“天塌了一样！”庞春华这样形容当时的感觉，“于姓在村里是独姓，谁都会知道于某就是俺家老于。”

　　她又急又气，立刻赶到城里，找到盐山公安局局长，拿出报纸哭着问他怎么回事。局长看完也意识到事情的严重，他保证消息绝对不是从盐山透露出去的，并立刻跟南皮公安局打通电话，对方承认记者是从他们那里得到的消息，并表示道歉。

　　局长安慰了庞春华，并说：“你回去多加小心、注意。”“我说，‘以后这事谁还敢举报，谁还敢出来说话？’可我知道事情出了，他们也没办法，我当时就想着让他们知道就行了，我们还是想老老实实做自己的生意，安安稳稳过日子。”如果不是后来出的一系列事情，他们夫妻也绝不会想到把公安局告到法院。

　　尽管妻子在电话中把事情告诉了在外出差的于桂华，他知道事情很糟糕，但还是侥幸地想着也许没什么，直到回来后才发现自己一家已经陷入层层黑雾。

　　报纸刊登后，事情传得很快，因为是自己身边的事，村里村外议论纷纷。于桂华举报了蔡宝玉，这在许多农村人看来是“无情无义的事”。

　　于桂华首先是从村里人对自己态度的转变上体会到“糟糕”的感觉。以前，因为老于经济条件比较好，又乐于助人，“车被借去结婚用，一年就有二三十次”，村里人都乐于与他交往，在家吃饭的时间很少，今天被西家请去，明天被东家请去。可是，这次回来却没人请了，见面打个招呼都很勉强。

　　紧接着，就有一些鸽友跑来说：“你看你瞎积极什么？人家蔡宝玉的姐夫不是也回来了，啥事没有？”“公安局都不买你的账，把你的事说出来了。你说你图啥？还有跟蔡宝玉一起作案的两个人没抓到，那可是亡命之徒，你小心点吧。”

　　屋漏偏遭连阴雨。越怕更多的人知道，南皮公安局还频频找来。于桂华还在出差的时候，南皮公安局就去过电话，假称要买他的货，问他什么时候回来。回来后大队干部告诉他公安局找他，因为当时找不到他，还在大队喇叭里广播过。

　　公安局找他的目的是让他取证。这时的老于已经是惊弓之鸟，直觉“不是好事”，拒绝了，说：“盐山公安局都有记录，你们去那里吧。”南皮公安局还是坚持，并把他约到盐山公安局，但不说明是取什么证，只说“如果配合会给六七十元的经济补偿，以后在南皮地界上有什么事好说”。老于说自己特别害怕，还是没答应。

　　躲不掉的恐惧

　　因为在村里生活压抑，又怕有人来报复，于桂华夫妻开始考虑搬家。2004年1月20日，于桂华去盐山县城找到几个朋友，让他们帮着找个“严实”的地方。朋友很快帮他找到一空闲很久的地方。

　　记者看到老于的新址确实“严实”：要绕几个弯才能看到老于家，从街面上根本看不出来后面还会有住家和厂房。老于家占了两个院落，一个院子做办公室，谈业务，儿女住侧间，客厅接待客户，放了一张办公桌和一部电话，几张沙发，看不出住家的痕迹；另一个院落很大，做厂房，老于两口子住在厂里，房间小得只放得下两张单人床，又阴暗又潮湿。老于说一下大雨房间里就进水，因为经常住在潮湿的环境里他身上起了皮疹。从进他们这个胡同，车子就颠簸不停，地面是坑坑洼洼的泥地，“一下雨就进不去人”。

　　老于语气强烈地给记者描述他老家的房子：15间砖房，都是新房，院子大概8000多平方米，“都是咱自己的，地头哪都熟，就是土地爷的生活”。“可是现在的房子严密呀！”因为这个，他以每年8500元的价格与房主签了十年的合同。

　　因为大型设备较多，搬迁持续了4个多月。因为停产造成损失15万元，还流失了一些客户，包括年交易额达30多万的大客户。工人只剩下两个。

　　可搬迁还没完成，让于家害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蔡宝玉的家人找来了。

　　他的家人一共来了多少趟，老于不记得了，但有记录的就有13次。

　　蔡的姐妹们、妻子、儿子、律师，都来过，目的基本是：让老于证明蔡宝玉是自首(2004年7月蔡宝玉一审被判死刑，高院复核后发回重审)。

　　于桂华回忆：蔡宝玉的儿子一来就跪下了，说：“大伯，救救我爸！”于桂华问：“是他犯事了，我怎么救他？”蔡家儿子说：“证明他到您这里是想要您陪他一起去自首。您不答应我就不起来。”怎么劝他都不起来，于桂华就假意说：“行，你起来出去吧，我跟你的律师说。”然后他对律师表示，假证自己做不来，该是什么就是什么。

　　还有一次，蔡妻和他姐姐一起来的，说：“日子没法过了，老于你不能不管呀！”时间一点点过去，她们没有要走的意思，老于妥协了，拿出1000元。

　　多少次，蔡的家人是踩着饭点来的，跟于家一起围坐着吃饭。“想想我心里的滋味！”53岁的老于摸摸自己的白发，说：“这事出来以前我一根白发都没有，好多人说我像30多岁的。看看现在，几乎满头都是。我原来是个大胖子，现在你看连肚子都没了。只要一有空就想这事，提不起精神忙厂里的事。”庞春华也是“一想起来心里就堵得慌”，她就天天泡在车间里干活，记者见到她时满手油污，两个鼻孔都是黑的。她苦着脸问记者：“你说俺这多载(何时)是个头？”

　　老于最担心的还是家人，在外出差的时候挂念，回到家还是担心。记者看到，于家床头挂着宝剑，床边放着木棍，枕头底下、门后也预备着“武器”。院子里还养了几条狼狗，一有动静就叫个不停，老于说“狗很厉害”。为了安全，厂子改了名，牌子都不敢挂到大街上。选择这个新家的理由还有一个就是，家门口是个车队，整夜都有车来车往。

　　大女儿的未婚夫是退伍的武警战士，本来人家是独生儿子要回承德的老家，也被老于强留下呆在厂子里，他说“这样心里安稳些。”小女儿还在上中学，每次出门前父母都叮嘱她“注意安全”。“仇肯定结下了，只希望有事找我，我心甘情愿，只要孩子没事就好。”

　　后来，传出蔡宝玉被改判死缓的消息，蔡的家人就没来了，可老于一家更害怕了。老于说知道蔡被判死缓的消息后他的第一反应就是“遭透了，遭透了”，又想到另外两人还在逃，他一点安全感都没有了。他不知道蔡出来后会怎样，蔡在押期间他的家人和那两名同伙会怎样。

　　在10月25日的刑事审判庭上，记者看到蔡宝玉满不在乎地斜靠在栏杆上，振振有词地推翻了以前所有的供诉，指责检察官对他的指控“不公平”，尤其说老于的证词是“撒谎，一次比一次扯得离谱”，说老于“故意隐瞒”他“自首”的情节是因为“跟被害人是亲戚”。

　　他的家属齐刷刷坐满了半个旁听席，都梳洗得整整齐齐，包括七八岁的孩子。有几名家属还提着装满食物的袋子，给人感觉更像过节去看亲戚。

　　这次审判是高院第二次发回重审，法官张健解释说这在刑事案件中很正常，不代表案件“出了什么问题”。

　　对发生泄密的事情，他说“被告人是经于桂华举报才抓获的”，“证据对案件的客观认定肯定有帮助”。他认为：“老百姓觉悟这么高确实不容易，精神值得提倡。”同时他承认确实出现过“举报者或证人被报复的事情”。

　　主办检察官曹秀亭也说，老于原则性很强，值得肯定。对泄密一事，他认为“很遗憾”。

　　无法弥补的损失

　　事情似乎陷入了怪圈。政府部门、官员、司法人员都认为老于的行为值得肯定，泄密不应该，可是对于泄密后老于遭受的种种压力又爱莫能助。

　　于桂华说，自己“能找的都找了”。他几次去找南皮公安局，对方也表示道歉，也很气愤：“还有两个同案犯没抓到呢，这么一登出来还能抓到人吗？”可是，公安局不认为还有其他该做的。

　　2005年3月28日，于桂华与聘请的律师戴洪智一起找到市公安局督察处投诉。王处长了解后把南皮公安局的领导叫来，对方表示道歉后再无动静。

　　8月24日，他们又找到省公安厅。表示要追究泄密者的责任，并要获得相应赔偿。第二天上午10点，在南皮公安局会议室，有关领导向他们表达了刚才开会研究的几点意见：一是表示同情；二是泄密是记者的责任，公安局没责任，也就没义务赔偿；第三是如果老于要起诉，他们会积极应诉。

　　8月31日，于桂华夫妇起诉了沧州晚报社、南皮公安局和沧州晚报记者曹春亮。

　　10月25日，记者经多方努力见到南皮公安局的杨政委。一见面，杨政委就提出，“采访不便，但可以聊聊”，不能记录、录音。“聊聊有助于”记者对事件的“背景有个了解，有利于公正报道”。他谈话的大概意思是：曹春亮在做记者之前曾经在南皮公安局干了几年，跟上下都熟。蔡被抓后他可能是看了卷宗，也可能跟知情警察聊了聊，就把事情报道了出去，没有让公安局审查，更没经公安局主管领导同意、盖章。作为跑政法的记者他应该了解，不盖章的稿件不能发出去。所以，即使泄密也是记者和报社的责任。

　　对跟这事有关的警察，他们已经批评教育，告诉他们以后在接待记者时要特别注意，尽量减少接触。

　　对于桂华，他们也尽了最大的努力：派专人到盐山公安局，请求对方如果发生事情，一定要第一时间赶到他那里。对方也答应了。

　　对于泄密的事情发生后是否会影响他们与证人的接触的问题，杨政委表示，在基层，取证本来就很困难，即使于桂华的事情有影响也很小。

　　他建议记者还是去采访他们的律师，但记者跟其代理律师联系后，对方表示还在做开庭前的准备工作，不能接受采访。

　　记者努力跟沧州晚报和曹春亮联系，未果。于桂华说，他曾经去找过报社和记者，对方“态度不好”，说“公安局不透露我们哪里知道的消息！”

　　戴洪智开玩笑地说：“看来开庭的时候，报社和公安局有一场恶战呀。”他断定，这个官司于桂华一定会赢。

　　可是，会赢的于桂华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他认为，举报的事情已经曝光了，官司结果再好也弥补不了由此带来的精神损失，“这个事情没有终点，始终是个威胁。”无助的他甚至问记者：“出国能躲得开吗？”

　　他伤心地说：“我帮助了司法机关，就落了个这样的下场？”

　　一连串问号之后，他很肯定地告诉记者：“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不会选择报案，哪怕为此会付出牢狱之灾的代价！”(本刊记者孙欣)

　　链接：保护举报人的规定

　　公安部制定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公安机关有为举报人保守秘密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