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艺
12月28日，福州尤溪洲大桥上，13名讨薪的农民工手拉着手将大桥堵住，南往北的车道上汽车排起长龙，司机们焦急地探头张望。赶着接新娘的婚车司机不停地给堵桥者敬烟，但他们称没拿到被老板拖欠的工资绝不放行。(12月29日《东南快报》)
为了引起他人注意，13名讨薪农民工手拉手堵住大桥，造成交通拥塞，给过往车辆造成不便，这种过激的讨薪方式无疑十分错误，被警察严厉警告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警察提醒工人有问题向劳动监察部门，拦路堵车涉嫌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将被处理行政拘留，甚至可以处以刑事拘留，无疑是一堂普法课。但是换个角度看，没有无良老板对农民工过度损权，又何来农民工手拉手堵塞大桥讨薪的过激维权呢？
站在维护公共秩序的角度考虑，农民工采取堵塞交通、跳楼等极端方式维护权利，表达诉求。的确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耗费了社会公共资源，也给警方工作带来了压力。在这样的语境下，警方提醒公众通过合法方式表达诉求，本无可厚非。但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过激维权的到底是哪些人呢？他们为什么要过激维权呢？他们过激维权仅仅就是因为法律意识淡薄，无理取闹吗？
在过激维权的人群中，我们不排除有人怀着不正当的目的，劫持公众，扰乱社会秩序，给老板与政府施压。甚至还存在“跳楼专业户”。但事实上，采用堵路、跳楼等极端方式维权，多数是弱势群体在万般无奈下才想出的对策。
从媒体报道的情况看，由于劳动法规没有受到普遍尊重，员工与企业之间权利地位不对称，劳动者没有话语权。劳动者辛辛苦苦一年半载，甚至更长时间，临近年关，两手空空；或者说合法权利得不到保证。面对生活的压力、老板的霸道，再加上相关部门的工作存在瑕疵，或者说他们向相关部门申诉过、求助过，但迟迟没有得到重视与解决。他们除了采用过激方式表达权利诉求，吸引公众眼球与政府的注意力，向老板施压以外，还能有更好的办法吗？
而且一道奇怪的风景是，跑十次有关部门还不如表演一次“堵路秀”、“跳楼秀”。过激维权招数往往很管用，不少人因此拿到了拖欠的工资，获得了应有的权利。从某种意义上讲，公众采用不理智的方式维权，不仅反映了他们对现实社会的焦虑，而且这也诠释了他们的弱势群体地位。
换言之，如果公众特别是弱势群体维权渠道畅通，维权成本低廉，执法部门乐于跟他们撑腰，他们又何必冒着被舆论诟病，被治罪，甚至发生交通事故的危险手拉手堵大桥呢？我以为，多数过激维权者是迫不得已而为之。过激维权频繁上演实际上说明百姓对政府存在许多权利渴望，而政府给他们提供的诉求表达渠道不畅通或者说远远不够，他们才借堵路、跳楼这类过激方式吸引社会与政府注意，为他们主持公道。过激维权事件频发还说明社会存在不少不和谐的音符，提醒政府加强管理，提高工作效率，减少不和谐事情的发生几率，及时化解矛盾。
因此，在对过激维权事件处置的问题上，除了警方提醒讨薪者合法维权外，考虑追究过激讨薪者的法律责任以外，相关职能部门应该有所作为，化解公众表演过激维权事件的动机，减轻警方的工作压力。如果职能部门提供了广泛、便捷、经济的民意诉求平台，如果相关工作人员工作到位，不用使出“治罪”狠招，过激维权事件也会逐渐减少。反之，如果弱势群体诉求渠道不畅通、不便捷，即使用治罪“狠招”堵住了弱势群体的过激维权之路，也不是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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