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春节回老家过年之后回来，总要有一周多的时间，沉浸在失败、无力、沮丧、浮躁的情绪里难以自拔。我一直以为只有我是这样，一次和一个老乡朋友喝酒时，他表达了同样的感受，因为不愿意承受这种痛苦感，他已经两年春节没有回老家了。什么时候，老家——那个曾一度被我们认为是“热爱的故乡”的地方，变成了一个我们不愿意回去的地方？
我的老家在山东南端，一个叫郯城县的地方，接近江苏地界，我在这里出生、成长，20岁的时候离开这里，之后又回来在这里生活了四年，直到2000年初到北京，才算渐渐把根拔离了那里。这是一个惨痛的过程。
可是我真的走了。走的如此决绝。十年中除了每年过春节回家看看，中间很少回去，但每次回去的时候，都会像一个喜欢回忆的老人那样，到县医院后面的护城河桥上、县电影院的门前、栗子树林、烈士陵园桥……等等这些地方看看，这些地方留下了太多我少年生活的影子。我知道，自己留恋的只是我的过去，还有留在这里要一辈子生活下去的亲人和朋友。我知道，自小便有过颠簸流离经历得的我，故乡的观念并不浓厚。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有着这样的错觉：我深爱着这个地方，这爱如同痴情的少年情怀，我坚信有一天我老了，会回到这里来，和同样老了的朋友一起蹲在墙根下喝酒……
可这是错觉。离家十年，我终于知道，这是错觉。
我的二叔穷尽毕生积蓄盖的房子，到完成主体工程之后，再也没有钱继续盖下去。就是盖这么几间破房子，都要走后门给政府职能部门负责人送钱，否则说不定哪天，就会来铲车把房子铲除。县城里盖了大量的商品房卖不掉，殃及到百姓身上，那就是谁也不准建设新房。在故乡听到的最多的话，要么是“请喝一气”，要么是“送点钱”，这已经成为故乡的一大习俗，没有这两点，什么事也做不成。
我六叔的卖猪肉生意，因为被人垄断经营，很难再继续下去，偷偷摸摸地杀几头猪，随时要防备执法人员。我对他说，你这样做是不对的，是违法的。他说，这么做是迫不得已，不然赚的钱都不够交费盖章的。这次回家，和六叔做同样生意的人找到我，说因为他们少盖了一个章被执法人员打了，被打的人有孕妇、有正在上高中的女孩，有的还被打住了院，问我能不能写点东西。这对我而言是十分艰难的事情，我不是记者，我不认识任何一位当官的，我的笔也没几分份量……可最终的耻辱感还是让我觉得应该做些什么。
一位在政府工作被我视为老大哥的人打电话告诫我说，要弄明白事情的“真相”，不要给家乡抹黑，你离开十年了，从来没给家乡添过乱，这次不要管了。我理解他的好意，但放下电话之后我的心却塌陷一般难受，我第一次觉得自己被家乡放到一个敌对的捣乱者的位置上来。我甚至觉得真的是我错了，可这个想法让我惊觉，如果我认为自己错了，那么就说明我认为暴力行为是对的。暂不说被打的人有错是主动还是被动，即便是主动，也错不至于被用橡皮棍围殴。
什么是真相？在执政者看来，真相就是你们这些刁民不服管理不听话，政府动用橡皮棍和拘留所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而在刁民们看来，真相就是你的棍子打在我的身上之后没有正当的说法，那么刁民们就会给你们一个说法。
我不认为有着十多年交情的老大哥会对我有什么意见，我理解当他打这个电话的时候，不是在用朋友的口吻和我说话，而是代表一个体制在对我说话，这个时候，体制已经如一部机器运转起来，他也是身不由己。他的这个电话，只是明确了我的这样一个印象：故乡已经沦陷，我不用再想在年老的时候，再回去和老友喝一杯酒了。我第一次明白，在建设公民社会的呼声吆喝了这么多年之后，在我偏远的故乡，没有几个人真正听到和理解这个声音；我终于了解，我在外面所感受到的社会进步，回到我的故乡看不到多少痕迹，一切依旧是按照原有的规则和潜规则在运转；我第一次发现，永永远远再也不要期待在我有生之年，看到我生命中的那些亲人们包括我自己，能在那片土地上真正有尊严地活着……卑躬屈膝，安心地当一个顺民是我唯一能做的事，可我选择不做。
我不再认为那里民风淳朴，同样更不相信那里有一个可以用厚道方式对待百姓的政府。百姓在用不合作的方式甚至暴力的方式来与威权对抗，而威权反加实施更为激烈的暴力手段打压。粉饰太平者飞黄腾达，投机取巧者意气风发。这就是我重新认识到的乡土中国。
去年底的时候，几位青年知识分子连续发表了数篇关于故乡沦陷的文章。孟波发表了《不能承受的故乡底层沦陷之重》，熊培云发表了《我的故乡因何沦陷》，十年砍柴发表了《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潘采夫发表了《谁家故乡不沦陷？》。一切如孟波所写的那样，“沦陷之后，失去的是正义公平，流行的是‘丛林法则’。乡亲们一方面要面临强大的基层‘利维坦’，另一方面，灰黑势力像一张网一样时时‘在场’，虎视眈眈。”那时我还沾沾自喜于自己的故乡没有沦陷，事实证明这不过是自欺欺人。我终于和所有逃离故乡的人一样，开始承受这躲不掉的故乡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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