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江涛
“随州特大杀人案凶犯熊振林上诉，谋求获得‘国庆60周年大赦’”，引发舆论对我国赦免制度的关注。新中国刑法学的重要奠基人、著名法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高铭暄昨日建议：中央在国庆60年之际实行特赦。高铭暄并非针对“熊振林案件”而言，他指出，特赦制度本为宪法所规定，与打击犯罪并不相悖。(羊城晚报2月17日报道)
“国庆特赦”的有“三大利好”，其一增添喜庆气氛，并在全社会乃至全世界人们面前展现我国政府的博大胸怀，表明政府以人为本，尊重人权的自信。其二调动那些确已改恶从善的罪犯及其亲朋好友参与建设和谐社会的积极性，唤醒其他罪犯的良知，尽快回归社会。其三实现“矫正正义”，以当下现实考量那些在历次“严打”确实判刑偏重的，宜减缓发落。不过，不能“三大利好”就忽略了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因此，对此项建议，决策者应认真考量，吸纳民意，也需全社会作出相应的应对举措。
可就此建议向全社会征集意见，也可列入今年两会议程，让全体人大代表投票决定。不管用何种方式征集民意，都应充分考虑到社会的承受能力。特赦人员回归社会，方方面面能给予他们更多的理解、同情与关爱吗？特别在就业与生活出路方面，能否做到网开一面，不歧视，不嫌弃，不另眼相看？金融危机的影响尚未消弥，大批农民工返乡和几百万大学生面临就业困境，要妥善安置好特赦人员是一项系统工程，绝非易事。如果特赦人员生活问题没有着落，又遭人白眼，那么，他们中的一些人很可能选择“破罐子破摔”，就会危害社会，破坏稳定，祸害百姓，这样的后果是可怕的。
尽管特赦制度是写进宪法的法律制度，但专门针对普通刑事犯罪的特赦在新中国的历史上尚无先例。建国后从1959年至1975年共实行过七次特赦，首次特赦主要对象为战争犯罪分子、反革命分子及普通的刑事犯罪，包括伪满洲国皇帝溥仪。此后六次都是针对战犯。特赦制度体现“宽严相济”司法理念，是否在国庆60周年实行，应充分考量中国国情和现实影响，应权衡利弊，比较得失；集思广益，择优而行，不能草率决断，动辄拿外国说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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