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甫天
新中国刑法学的重要奠基人、著名法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高铭暄昨日建议：中央在国庆60年之际实行特赦。他指出，特赦制度本为宪法所规定，与打击犯罪并不相悖，并可以体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特赦指国家对特定的犯罪分子的赦免，对有良好表现的服刑人员，依据一定条件提前释放或者减刑，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最后一次特赦距今已30多年，今年是比较合适的时机，以往也都是在国庆阶段。
相信高教授的出发点是好的，但以为其考虑有欠周详。体现“宽严相济”并非一定要特赦，对于历史也不能盲目参考，就目前的社会现实而言，实行特赦并不合适。
严厉打击违法犯罪；对于改恶从善、表现良好的服刑人员给予减刑和对其家庭予以关怀，对刑满释放人员帮助引导就业。能做到些就已经是“宽严相济”，不必再特别“实恩”，何况这是个长久的社会工程，靠一次特赦能起多大作用呢。
新中国1975年以前共进行过七次特赦，但只有1959年第一次有普通刑事犯罪分子获得特赦，其它皆为战犯或反革命分子等。就这一次并不能作为要特赦的借鉴。何况，此一时彼一时，50年过去了，社会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考虑问题更应该从当下着眼。
要实行特赦必然要有一个标准，但服刑人员形形色色、情况各有不同，怎样才能让标准弹性且公平呢。标准一旦制定，还需要人来实施。在当前“走关系”已成一种普遍现象时，如何在执行过程做到公平、防止腐败行为，这又是一个问题。如果为了释放一批人，而产生了一批腐败行为，由此产生的不公平又会有负面影响，这是否值得呢？从服刑人员角度看，能特赦不少人都愿意，但在他们中间会否出现恶性竞争，或是出现一批“演员”呢。
目前正逢经济危机，就业难呼声不绝。在此时提前释放一批服刑人员，会让就业难更难。而且，这些人的在岗位竞争上难免处于劣势，如果他们找不着工作，会否再次铤而走险对社会对人民构成威胁。要知道，一个人的自控能力如果够强的话，是不容易走上犯罪道路的。
如果付出的代价较大，但收获并不见得好，即成本大过收益时，就不值得做，更不必说还有其它方法达到目的。做一件事情的重点在于过程和结果，要踏实认真，而不必做些形式来象征一下。因此，笔者以为，今年实行特赦并不合适，也无助于“宽严相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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