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兴庭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高铭暄近日建议：中央在国庆60年之际实行特赦。我国赦免制度由宪法规定，决定权限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由国家主席签署特赦令。最后一次特赦距现在也已30多年，而且主要针对的是战犯。高铭暄认为，特赦可以体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但并不是无限宽和，不分青红皂白一概赦免。“特赦也并非年年要做，今年是比较合适的时机，以往也都是在国庆阶段。让宪法有些制度不至于空悬在那里，这也是人大常委会的职权之一。”(《羊城晚报》2月17日)
对于80后出生的一代人来说，“特赦”、“大赦”只停留在书卷和影视剧中，“新皇登基，大赦天下”，这几乎是我国古代封建政治的惯例。从管理学的角度来看，一项制度要形成对民众的有效激励，就必须充分考虑民众的“利”与“害”之所在，而不能顾此失彼，只注重“害”而不注重“利”。法家有言，“胜法之务，莫急于去奸。去奸之本，莫深于严刑。故王者以赏禁，以刑劝。求过不求善，藉刑以去刑”。这种“软硬兼施”，在古代，也是一种帝王之术。
众所周知，三十年前，我们还是“政策治国”，党和政府一声令下，即可实行特赦，并不一定要经过严格的论证和司法程序。如今，以法治国已经深入人心，“特赦”不仅要有法律渊源，更要有相应的规章制度和司法程序。然而，对于“特赦”，宪法虽然有此一说，但这只是一个原则性的规定，至今并没有相应的立法。“特赦”作为法言法语的具体内容是什么？特赦制度的类型有哪些？特赦制度的范围和效力又是怎样的？特赦由什么部门主管，又应该怎么执行，特赦出现问题后如何救济？在这些问题没有解决之前，为了一个国庆节而仓促“特赦”，显然不是什么好主意，搞不好还会出状况，甚至沦为腐败的温床。
特赦不是一件小事，不仅与罪犯及其家庭息息相关，更关系到司法公正与社会正义。要保证“特赦”的社会效益，就必须有一套完善的机制。在中国古代史上，尽管赦宥制度一直未能定型，但却也有相应的程序和形式。比如在唐朝，赦宥就分三类，大赦、曲赦和德音。此外，从赦书的格式、公文运作、颁行仪式，赦令的下达、起请和贺赦表以及最后的庆典，都有一定的模式。更有意思的是，在唐朝20几个皇帝中，武则天颁赦的频率最高。众所周知，武则天为维护其政治统治，使用酷吏打击对手从来毫不手软；但另一方面，为了缓解社会压力，增加其政权的合法性，武则天就经常使用“大赦”这个手段。可以说，则天一朝，是封建统计者“宽严相济”最好的体现。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在我看来，“特赦”要实行，前提条件是要将其制度化、程序化。国内学者常常援引韩国等国家的赦免案例，来论证我国实行特赦的必然性和可行性，但有一点必须明了，在这些赦免已经常态化的国家，皆是赦免制度相应健全的国家。比如韩国，总统李明博一上台，就进行了两次特赦，韩国之所以成为赦免较频繁国家，最主要的是它还有一部专门的赦免法。《韩国赦免法》颁布于1948年，不但规定了赦免的种类、适用对象，还详细规定了赦免的适用程序和方法等。固然，以特赦为核心的现代赦免制度代表了刑罚轻缓化的发展潮流，也是“尊重和保障人权”之宪政精神的体现，因此，在特赦之前，首先要做的，是重构我国的特赦制度，否则，欲速则不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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