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石家庄市市委机关在一条繁华街道的旁边，有关部门规定：出租车早7点至晚8点，禁止在市委门前的这条道路上通行。（法制日报2月26日）
印象中，古代七品以上的官员出巡，衙役一边举着“肃静”的牌子，一边举着“回避”的牌子，前呼后拥，浩浩荡荡，所到之处，鸡飞狗跳，行人躲避；皇宫、禁园和一些皇
家寺庙，都刻着“武官下马、文官下轿”的字样，向臣民们显示着不可挑战的绝对权力。因为石家庄市委机关坐落在一条马路的旁边，有关部门就把这条马路给“封”掉了，倒和封建时代的情形颇有相似之处。
说白了，封建和特权这东西，就像臭豆腐，闻起来很臭，吃起来挺香。某些人，在从属于他人的时候，满脑子都是民主理念、自由思想和公民觉悟；而一旦自己能够主宰别人命运，潜伏在内心深处的门庭、地位、权势、官阶、待遇乃至血统等等封建意识，便开始沉滓泛起，蠢蠢欲动，进而自觉抑或不自觉地与群众、与下属保持一定距离，故意神秘和清高起来，着手塑造自己的权威、尊严和不可一世的形象。此时，在他们眼里，尊卑有序、主仆有别、上下有节才是最重要的。不让他们高高在上，不让他们颐指气使，不让他们呼风唤雨，不让他们威仪天下，他们肯定觉得不舒服。
按照常理，城市的每一条马路，这个城市的居民都有权享用，是他们作为纳税人，投资兴建了城市的公共设施。现在某个机关动用公权力，在剥夺了公民对马路的使用权之后，自己独占公开资源，这从本质上来说，和某个利益集团侵占公民合法财产是一样的性质。常理归常理，权力得不到监督，是不会讲道理的。一个没有约束的权力，是可以飞扬跋扈和张牙舞爪的。
那就从法的层面看看。有法律专家指出，这种行径，至少在三个方面违法。其一，限定出租车不得在某条道路通过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是对出租车经营者个人经营权的侵犯；其二，出租车行业就是利用道路资源谋生存，而用行政权力“禁止”出租车通行，很明显限制了公共资源的使用；其三，从公民的角度来说，乘出租车走哪条路，何时走，是公民的权利。给出租车设置“禁行”，迫使乘车人绕行，从而增加不必要的支出，对公民来说是一种浪费，而政府并没有相应地补偿，是对公民权利的侵犯。
与石家庄做法正好相反的是，陕西省十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通过了《陕西省出租汽车客运条例》。《条例》中专门作出以下规定：在城市主干道和繁华地段不得单独针对出租汽车设定禁行路段。这种规定，在皇上“成堆”的陕西被率先提出，看来，封建残余这东西，和地域无关，还是取决于个人的头脑。当领导者的头脑中存在着特权思想，总会从一些具体的事情中表现出来。
如果循着石家庄这一思路，最应该禁行出租车的地方，是北京市区的东西长安大街，那里坐落着中南海。可惜，每天成千上万辆出租车穿梭在长安街上，从新华门、金水河畔、人民大会堂前来来往往，像一条条撒欢的鱼儿，遨游在共和国首都温暖的海洋里。 （王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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