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普通人对于社会不公的愤懑，与一个国家总理对于社会不公的正视，有时候传递出来的是同一个意思：某种现状已不可容忍，必须改变。
2月28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与网民在线交流。他在回答网民说不同行业间的收入差距太大，一些垄断行业收入非常高导致很多人心理不平衡的问题时，说这是个事实。温家宝强调，财富如果长期为少数人所占有，而多数人处于贫困状态，它是不公平的，而且注定这个社会是不稳定的。
在抽象的层面上，温家宝并不是第一次重视“社会公平”。特别是在去年3月18日他接受中外记者采访时，用了一个经典的罗尔斯式语句“如果说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那么公平正义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首要价值”来阐述他的执政理念。那一时刻，我恍若看到手举正义火炬的罗尔斯正朝中国走来。
无论政治哲学家们对于自由和公平如何激辩，如何对这两个据说会相互冲突的价值进行排序，我们都不得不承认，人们对于一个社会的制度安排及机会、财富的分布现状是否公平更为敏感，它也会更强地激起人们的心理能量——无论这一心理能量是用来建构还是用来破坏。
换言之，社会公正无论是作为一种制度本身追求的目的性价值还是作为维持某个秩序的手段性价值，都制造着强大的认同。催生了社会不公并且依赖于继续制造社会不公来维持的制度、秩序（它们对应着一个社会的利益结构）本身就内涵着一种自我否定。社会不公达到一定程度，社会秩序将遭到重新洗牌。
作为一种普遍性的经验，已经没有必要描述当今中国的社会不公。它即使不是改革的逻辑归宿，也是改革的伴生物。可怕的正是这点：在改革中，权力和与权力结盟的集团建构出了一个具有寄生和剥夺特点的秩序，它不仅异化改革，而且使打破这一秩序的改革变得困难重重。我们看似“价值中立”的社会学描述，诸如社会阶层的固化、社会流动的相对阻遏，以及社会结构的“断裂”，不过是这一秩序的表征。
社会公正对于中国来说并不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一个必须使它呈现为制度上和秩序上可确认的状态的实践问题。因此，在政治哲学家止步的地方，政府和民众应一直往前走下去。
显而易见的是，要“缩小贫富差距”，要让公平正义成为制度的首要性价值，在今天摧毁分利集团所建构的那个秩序就是它的逻辑指向。依赖于权力以市场的名义进行掠取的垄断必须被打破；机会的分配必须终结身份等的隔离而向所有人开放。更重要的是，必须建构一个可以操作的民主程序，使一项涉及到各个阶层利益的政策或制度的出台不是某个阶层或仅仅是权力阶层意志的产物。
很难否认，分利集团具有强大的博弈能力，因为它汇聚了权力、知识和资本这些稀缺和优势的资源。在社会和统治结构背景下的博弈格局中，它位于中层似乎阻隔了最高层与下层的联系。
但现在，信息传递渠道的发达已经使最高层与下层有了直接沟通的空间（比如温家宝总理这次与网民在线交流）。一个具有寄生和剥夺特点的秩序乃是分利集团的根本利益所在，但对于政府和民众来说却是一场恶梦。在民众的支持下，政府并不是没有打破这个秩序的力量。
不扼住分利集团的咽喉，普惠于全民的改革将无以推进。（欧阳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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