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应调整为更加严格的‘一胎化’。但我现在是少数派，赞同我观点的人较少，甚至有人骂我，也有人称我为‘当代马寅初’。”3月11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的安徽代表团驻地，全国人大代表、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坦陈，他准备将他的观点写成“建议”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3月23日《中国经济周刊》)
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是，日本人口数量若按照其幅员来比较的话，肯定人口增长压力要大于中国。其每平方千米的人口密度要大大高于中国，而日本却没有实行计划生育。其人口增长率也随着经济的发展进程不断下降。可见，人口增长与国民素质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和家庭生育子女负担呈互动态势，即，越是国家经济发展水平高，越是生育子女成本增加，越可能出现人口的下降态势。
中国的生育水平高，多半是因为封建时代延续的多子多福理念造成的。越是农村，越是偏远地区，反而生育率得不到控制，这主要是因为多子多福、养儿防老意识在作怪。其次，是农村养老机制、福利制度得不到完善，老无所养的现象还在困扰着农村老人。而假如农村老人也能够得到可资依靠的政府赡养，大约就能完全扭转养儿防老的传统理念，转而控制计划生育的高生育率。
农村计划生育得不到有效的控制，还有一个法制不健全的问题。农村地区仍然有大量的花钱买生育的现象，而某些地区的农村也乐于收钱“买发展”，“买”工资，“买”奖金。此类现象使农村计划生育出现了畸高的现象，并且长期存在。
而农村与城市之间这种生育权的不对等，又造成了城乡之间的人口不对等流动。大量的本可以由城市家庭子女承担的工作机会，“顺理成章”地被农村地区家庭的孩子得到，新的用工“农村包围城市”现象，究竟还会带来什么样的社会问题，还将拭目以待。
生育权的不对等，还出现在富人与穷人之间。长期以来，城市一般职工家庭因为有统一的硬杠杠政策制约，没有人越雷池一步。而近年来却又出现了富人超生、明星超生的现象，这最后也形成了花钱“买”生育权的怪现象，直接造成了富人与穷人之间，或者与某些官员超生之间的人为悬殊。其所造成的对社会公理的伤害则又不仅仅限于多生几个孩子那么简单，而是直接冲击了社会公平正义。
解决了以上城乡之间、贫富之间、官民之间、明星与常人之间的生育权不对等，也就使计划生育政策趋向健康合理和谐。
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是，当前所实行的奖励一胎的奖励成本太低，独生子女优惠政策根本就没有多少“优惠”可言。假如在城市、农村实行更实惠的优惠政策，优惠到让多胎者眼馋的地步，优惠到独生子女家庭养老由政府出一半甚至更多的地步，优惠到独生子女接受高等教育免全额或免一定比例学费的地步，看看还有没有人多生?同理，对官员富人明星以及农村超生家庭依法课以重罚，罚到他心疼的地步，罚到他多交学费的地步，罚到他养不起的地步，看看还有没有人超生?让平民独子家庭养得起老，让富人养不起超生子女，这是计划生育政策的必由之路。
关于放开二胎，如果实现了生育公平，如果实现了独生子女家庭养老政府买单或一定比例买单的制度，就完全可以给予公民生育二胎的自由。不过，真的实现了以上优惠政策，恐怕就没有多少人愿意生育二胎，谁又愿意当那个多花钱而不讨好的冤大头?（李振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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