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观与读书
□ 范 昉（机关退休干部）
我市正在开展“我们的价值观”讨论，促使我思考价值观的建立与读书这件事的关系。
阅读中国革命史，有人注意到我党早期几位领导人面对生死的几种表现。李大钊在待死的日子里，写下《狱中自述》数千言，娓娓道来，从容不迫，无半点张皇。陈独秀被国民党捕获，依当时情形，凶多吉少，在由上海解往南京的车上，他居然鼾声大作。我特别心仪的瞿秋白，被捕后从容就义，临刑放歌，仰天而眠，结束得极富美感。并且，从１９３５年４月２４日到６月１８日的５６天中，他以非凡的勇气和深刻的思索，写下１．８万字的《多余的话》，以曲笔表达了他的价值追求。不真正了解中国革命的复杂，以及缺乏文学修养的人，是根本无从体会文中深意的。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流氓无产者出身的顾顺章，被捕后很快把自己变成了国民党特务。
两相比较，前者是五四知识分子，他们首先是读书人，对中西文化、各种社会思潮，都有很深的比较和研究，他们作出的选择，不可能是简单的和没有历史感的。而瞿秋白还数度到苏俄考察红色政权，写下《赤都心史》和《俄乡纪程》。这两本书我都看过，感受至深。他们确立的理想和目标，有着很深的根基，故能在关键时刻置生死于度外。而后者参加革命，至多是被潮流裹入，虽有一时认同，并无根基可言，且挟带着个人目的，因此极易变节。
再说上世纪８０年代，以历史学家黎澍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在那个多有禁忌的年代里，耸立起超越时代的思想海拔。当今，仍有一批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读书人，怀抱对现实政治的关怀，不放弃在社会转型时代所应承担的责任。我由此感悟，一个人价值观的建立，不能限于简单认同，必须经过自己深刻的阅读和思考，才能真正确立起来。
在阅读和思考中凝结提炼起来的价值观，更具科学性。出于对现实的关怀和思考，经过阅读、思考和比较、鉴别，才能从文化价值观和人本高度认知社会制度的变迁，这样的认知比较接近真理。
在阅读和思考中凝结提炼起来的价值观，更具公共性。有人说，当民众的价值期望与相关利益集体出现矛盾时，知识分子应该选择站在弱势群体一边。这是因为经过阅读和思考，就能实现自我超越，把公众利益内化为自身的价值取向。
在阅读和思考中凝结提炼起来的价值观，更具坚定性。较之简单认同、被动灌输，发自内心的东西才有力量，不会轻言放弃，更不会轻易改变。如果他还是一名领导干部，就能实现权“为民所赋”与“为民所谋”相一致，防止出现“权力的异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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