８岁孩子的眼里 世界有多大——出租屋里的童年

　　5城市里的“陌生人”

　　卫国民说，他是这片土地上的陌生人，在这里，他没有多少关系，更没有盘根错节的人脉，而且也不屑于去建立这种关系。

　　打过后，卫国民也想过给孩子辅导功课。可是拿起作业本，才发现已经力不从心。比如一道“鸡兔同笼”的问题就把他难住了。

　　“不用方程式，我一个工程师花了半个小时才做出来。你说小学生做这个几个头、几只脚的问题，有什么意义？”

　　听得出来，他对当下的教育也并不满意。

　　“有时候觉得，孩子要上初中，不能在外面浪着。开不开窍是他的事了，就算开窍，像我那样，名牌大学读出来，又能怎么样？”

　　说到“名牌大学”的时候，这个50多岁的男人脸上闪过一丝尴尬。记者追问是哪所学校，他支吾了一下：“就是交大，我们那儿的西安交通大学。我是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后的第二年考上的。”

　　卫国民依然还记得30多年前的那一刻，他还在麦田里干活，录取通知书来了，在同龄人羡慕的目光里，他以为金榜题名的荣耀会照亮一生，知识从此就能改变命运。

　　但他的运气总是不太好，上个世纪80年代，很多同学都下海了，他守着国营企业的铁饭碗不舍得放；等他下海时已经错过了好时机，只能在外面打工。好不容易在深圳稳定下来，又赶上2008年金融危机，像他那样年龄大于45岁还没有高级职称的技术人员，只能被裁员。又几番周折，才在镇海找到了像样的工作。在这里，他们孤零零的，没有老乡或亲戚帮衬。

　　按他的说法，半世飘零，很晚才遇到现在的妻子，中年得子，拖着两个孩子坐着火车在许多城市奔波，儿子老老转学，成绩一落千丈。女儿连幼儿园都没上，每天就在出租屋里呆着。

　　“我有些同事，在这里时间长，有基础，孩子可以进公立学校，甚至可以在这里中考高考，我是想也不敢想。”卫国民说，他是这片土地上的陌生人，没有多少关系，也不屑于去建立这种关系。不过，他也理解，学校学额有限，不可能专门为了他们这些来甬时间不长，还没有完全稳定下来的外来工扩大规模。“这是全中国的问题，不是一个城市可以解决的。”

　　“换句话说，就算念出来了，又怎么样？外来工的孩子，大学念出来接着做外来工的多的是，不是有文凭，就能在城市里立足的。”

　　藤藤显然听不懂爸爸的话，她也不关心这些，她缠着家里好不容易才来的客人聊天。

　　“阿姨，你从哪儿来？”

　　“宁波呀！”

　　“宁波在哪儿？要坐火车才能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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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眼睛熠熠发光，跳起来，踮着脚，几次想打断侃侃而谈的父亲，却被粗暴地拒绝：“傻瓜，你不就在宁波嘛，瞎起劲什么！”

　　她的眼神渐渐黯下去，噘着嘴，赌气走开了。过了一会儿，她从爸爸那里拿走了记者的名片，把电话抄在了她的方格本上。

　　“阿姨，等我爸爸同意了，我就给你打电话。你带我去‘宁波’，好吗？”

　　-记者手记

　　为什么写藤藤的故事

　　当勤勇村的流管员(流动人口管理员)说起有这么一个到了年龄也不上学、成天一个人在家呆着的孩子的时候，我们并没觉得这是一个多好的题材，只是决定先去看看。毕竟藤藤只是甬城千万外来务工者子女中的一个。

　　这是个讨人喜欢的孩子，性格开朗笑容明媚，只是偶尔会觉得寂寞。她计算着爸妈回来的时间，精心选择着发给爸爸的表情，两眼发光地问我：“宁波要坐火车才能到吗？”她开开心心地做着这些事，我们却觉得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外来务工者子女就读本地小学有一定的门槛，手续也相对复杂，这是藤藤暂时上不了学的客观原因，但我们也隐隐觉得，藤藤的爸爸妈妈也没有非常重视孩子的教育，虽然他们把“教育”挂在嘴边，在读书这件事上，他们既矛盾又纠结。

　　前两天在看反映中国乡村现状的纪实调查《中国在梁庄》，里面提到，学生越来越少，小学最终沦为养猪场。

　　作者说，现在挣钱第一，虽然大人也为孩子的学习而生气、焦虑，但是又不会产生根本的心痛。乡村的文化氛围越来越淡薄，没有昔日那种文化之乡的感觉。家长虽然还希望孩子上学，人们出去打工除了想在家盖栋像样的房子之外，更主要的就是为了让孩子能接受更好的教育。可是，在经济观念、金钱意识的冲击下，在孩子缺失家长教育的情况下，孩子根本不愿意上学，就等着早早退学，然后出去打工。至于怎么打工、能打什么样的工，好像他们并没有考虑到这些问题。

　　现在上大学，并不能够保证将来就一定有出路。很多家长也只是把学校当做临时托管所，孩子在学校待着，不到社会上惹事就行，等大一点，就出去打工了。这种现象并不仅仅是因为农民的功利，孩子的无知，整个社会都弥漫着一种失望与厌学的情绪，它自然也会影响生活在其中的每一个人。

　　我立刻就想到了藤藤。

　　我们决定把藤藤的故事写下来，也许无法改变什么，但至少，能让人有所触动。

　　(应当事人要求，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记者樊卓婧程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