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微镜下的较量 走近病理医生揭秘“特殊战斗”

　　记者见到杨文涛时，她正在组织一场会诊。

　　这是一场特殊的会诊，桌子上摆着一架多镜头的大型显微镜，满满一屋子医生，有些在看显微镜下的分镜头，有些在看墙上的投影，这是一张乳腺癌患者的病变组织切片，放大在投影上的片子如水墨晕染过一般，上面布满密密麻麻的黑点，那是病变组织的细胞核。

　　“凡是无法一锤定音的病情，我们都要进行会诊。因为我们的每一个诊断，都关系着病人的生命，这是多么巨大的责任！”杨文涛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睛还紧盯着显微镜。

　　“一张病理报告，就是一张‘生死状’，我们的压力一点也不比临床医生小。”俞文英对此有着更加直观而深切的感受，“虽然不直接和病人打交道了，但我有过临床医生的经历，这很容易让我把每一张切片都与病人联系在一起。很多时候，我仿佛能透过显微镜片，看到那些病人及其家属焦虑的眼神，以及正在经历的生死挣扎和喜怒哀乐。”

　　“压力特别大，做梦都在看片子，因为如果是恶性的病变，诊断结果早出来一分钟，病人就会多一线生机！”

　　俞文英说：“我们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拎出正确答案。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不能出丝毫差错。这种压力是常人无法想像的，很多年轻的病理医生在做冰冻快切前，整晚都睡不着觉。”

　　谈辛苦

　　“最多的时候，一天要读500多张片子”

　　和职业同样鲜为人知的，是病理医生的繁忙和艰辛。大量地读片，让俞文英常常感到头晕眼花，脖子酸痛，甚至恶心想吐。

　　“最多的时候，我一天要读500多张片子。从早上8点看到晚上6点，中午去食堂匆匆扒两口饭，想上厕所尽量憋着，一来浪费时间，二来还要再次洗手消毒，太麻烦。”

　　一般人在年近五旬的时候，眼睛已开始渐渐老花了，但1968年出生的俞文英，前段时间的近视度数又加深了50度。当儿科医生时才近视100多度的她，如今近视已超过500度。

　　和病理医生同样辛苦的是病理技术员。在切片室，30多岁的徐技术员带着一个厚厚的布质颈箍，用来固定已经疲惫不堪的颈椎。

　　她正在把一块脱水打蜡后的病变组织切成一片片厚度只有3微米的切片。切好后薄如蝉翼的切片要小心翼翼地用镊子镊进溶液里，这些程序稍有闪失就要重新来过。

　　负责切片的技术员们从早到晚勾着脖子全神贯注地重复同一种动作，几乎人人都有颈椎疾病。

　　除了显微镜和细胞外，病理医生同样需要面对类似外科手术中的场景。

　　在初期的取材阶段，医生们要捞出浸泡在福尔马林中的病变器官———各种部位的肿块、器官、体液、痰液……而囊肿组织被切开时体液四射的情况更是常有的事。

　　但所有的努力都是值得的，俞文英觉得自己来到病理中心的几年时间里，业务能力的进步非常明显，而这和专家指导、大量读片是分不开的。

　　“读片的数量直接决定了病理医生的诊断水平，上海市肿瘤医院每年有6万多病例标本，而宁波市病理中心整合了6家市级医院病理资源，为宁波14家医院患者读片，去年已经有了近30万病例标本。这么庞大的数字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在这里，我不止一次看到此前10年都不曾见过的罕见病例。”杨文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