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批判到共识：语文课上的那些事

学语文，还是学语文课本？

虽然对教材认识不一，但越来越多的语文老师达成共识：语文课本难以承担语文学习，传统的紧扣教材的填鸭式训练，以后也许和好成绩没有太多关系。课外阅读的重要性，在语文老师们的书中被一再强调。

随着“作文先导式”教学体系渐渐成熟，顾可雅和同事们渐渐放弃了指定的课本，自编教材。精心选择的课文，更注重文字的画面感和韵律美，也更贴近生活，她认为比指定教材更适合她的学生。

事实上，语文课本不受待见已经好几年了。

早在２０１０年，绍兴高中语文老师蔡朝阳与人合著的《救救孩子，小学语文教材批判》就备受关注。一年后，文学杂志《收获》副编审、作家叶开著作《对抗语文》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

他们的观点挺相似：语文教材编选中那些虚假的道德、空洞的说教和无趣审美，让孩子们在最需要汲取人类文明精华的时候，却吃错了药。

在书中，蔡朝阳对苏教版、北师大版以及目前浙江所用的人教版小学语文课本中的多篇课文进行分析，逐一批评。

他认为许多课文本身就缺少事实依据：比如《云雀的心愿》提到“云雀妈妈擦去额上的汗水”，“连基本的知识都是错误的，鸟类没有汗腺，何来汗水？”

后来在网上广为流传的对爱迪生救母的批判也出自他的书：最早关于阑尾炎手术的论述是１８８６年，电灯发明于１８７９年，爱迪生生于１８４７年，１８８６年他已经是一个３９岁的已婚男人———他小时候根本没有阑尾炎手术，也根本不可能有医生在一个孩子做的有影灯下做紧急手术。

另外一些说教他也颇为反感，比如一年级的诗歌《看电视》，说的是一家人谦让频道的事。他觉得，让孩子学会谦让和关爱亲人，未必要依附在“看电视”这一件近似无聊的事上。就算让给奶奶，也不用大家一起看京剧吧。如果奶奶看电视，孩子玩积木，爸爸看报纸……是不是更符合现实生活的温馨场景？

教育是潜移默化的，并非道德说教单向灌输。相比之下，他更推崇商务印书馆出的民国教材，同样描写家庭生活，有一篇是这样的：“竹几上，有针、有线、有尺、有剪刀。我母亲，坐几前，取针穿线，为我缝衣。”类似《游子吟》的白描写法，母爱跃然纸上，需要说教吗？

还有些课文是否过时值得商榷，比如《王二小》，大意想必是个中国人都知道。类似的英雄有很多，雨来、潘冬子，草原英雄小姐妹、赖宁等等。很长的一段时期内，这些小英雄被称颂和学习。但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观念变了。时至如今，我们基本上会有一个共识，就是儿童的安全应放在第一位。２００６年通过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也体现了这一点，这是一大进步。那么，我们的教育是不是也应符合这一法律精神呢？

作为语文老师他很痛心，小学是打基础的阶段，低年级就被这些没有营养的课文束缚了思想，你还怎么指望孩子在高年级凭空有一枝生花妙笔？

宁波出版社编辑吴波说，他很早就开始关注蔡朝阳的博客和微博，这位“麻辣教师”常常会做一些大家不敢想象的事，比如他放弃了让儿子进绍兴最好小学的机会，为他选择了一所“环境好，作业少”的学校，比如他顶着高考的压力在语文课上给学生放电影……

两年后，在吴波的争取下，蔡朝阳的新书《寻找有意义的教育》在宁波出版社出版，他写儿子的成长经历和阅读体验，写语文教师的心得，也意识到了众口难调的困难和推进改变的努力，“相信专家们会更懂孩子更懂教育，将会更具备对生命的畏惧，以及一种更普遍的对人本身的温情，并将之注入课本中。”

该书得到许多老师一致好评，被新京报评为当年年度好书。

王悦微和蔡朝阳也挺熟，她说，如今的小学教材和２０多年前相比已经有了显著进步，但是教材偏向于女性，其中随处可见对亲情友谊的赞美，而缺少了点男孩喜欢的那些科幻、悬疑或充满力量的作品。

虽然对教材认识不一，但越来越多的语文老师达成共识：语文课本难以承担语文学习，传统的紧扣教材的填鸭式训练，以后也许和好成绩没有太多关系。课外阅读的重要性，在语文老师们的书中被一再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