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著名诗人叶延滨:有梦想和诗意的人生走得更远

　　那时候可以发表作品的地方特别少，《解放军文艺》一期有4页的诗歌，《陕西文艺》每期只发两页诗歌。大概是给《解放军文艺》投稿的一年后，我同时收到了两家杂志社的信。《解放军文艺》把我一年来投的几十首诗歌逐一编号，还附上了退稿信。信是雷抒雁写的，他没有点评我的诗歌，只是表扬了我的勤奋，鼓励我继续努力。还赠送了我一个专用的笔记本，我特别激动，说明我写的诗歌他们看了，我和雷抒雁的交情也从那时开始持续了一辈子。不久，《陕西文艺》给我寄来了一个开会通知，邀请我参加陕西省的诗歌创作座谈会，我当时傻眼了，我可是一首诗都没有发表过呢，而与会的大多都是知名的诗人。结果在会上他们告诉我下期的《陕西文艺》将发我的一首诗，同时让我到他们这儿来当编辑。

　　一个月后，我被“借调”到《延河》当业余编辑。虽然才半年，但是相当于让我读了一所大学。因为在杜鹏程、王汶石、李若冰这些前辈作家身边，在被查封的作家协会图书馆里，“以批判用”为理由，在几个月里我系统地阅读了中外及“五四”以来的100多部诗歌名著，可以说是“恶补”，这也奠定了我的文学基础。

　　记者：在1980年夏天的“青春诗会”上，您说过这样一番话：“在我们今天的时代和社会中找到自己的坐标点，在纷繁复杂的感情世界里找到与人民的相通点，在源远流长的艺术长河中找到自己的探索点。三点决定一个平面，我的诗就放在这个平面上。”这是否就是您对于创作“平面”的定位呢？

　　叶延滨：在1980年“青春诗会”上我说的这三点，也是我对时代、艺术、生活的基本定位。

　　我本来不是写诗的材料，一直到高中毕业，都是数理化更好，也一直想学理工。我姐姐是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的学生。我高中毕业前一年的夏天，从大凉山的西昌坐了三天汽车到成都，又坐了三天的火车到北京，在清华大学的学生宿舍过了一个假期，一心准备考清华。天不遂愿，来了场文化大革命，一下子把我抛到社会最基层，农村、军马场、工厂、机关，转眼就是12年，当我再次考上大学时，已经30岁了！我原有的各种发展可能都没有了。然而12年血与汗、泥与水的生命体验，让我的笔下流出诗与文来。比方说，在那次“青春诗会”上我写的《干妈》，是写我与一个农村老大娘共同生活的细节与情感，那是真实有生活的东西，我到农村给这家人当了一年的干儿子，一间窑洞里睡觉，一口锅里吃饭。这首诗，过了30多年，有几部新中国成立60年的诗选都选了这首诗。其实，这首诗对今天的读者来说再不会有当年读者的感受。而当年为什么这首诗“火”得不得了？因为有2000万知识青年，跟我有相似的经历，我诗歌中说的事他们一读就能掉泪！它可以得奖得到社会的承认是因为我反映了时代的声音。

　　记者：从上个世纪70年代初开始创作到现在，您觉得自己的创作状态有了哪些变化？

　　叶延滨：我自己觉得诗写得越来越好了，但是大家记住的都是我成名那段日子创作的作品，这让我有点郁闷，哈哈。我觉得创作是根据一个人的经历和阅历而变化的，刚开始创作的时候是外在的，写看到的世界，是现实主义的传统手法。后来，逐渐向内，看自己的内心和世界的关系，进而再向上，把形而上的思想用诗歌表达出来。但是无论写什么样的诗，要明白面对怎样的群体。比如今天我的作品的读者群是有阅历的知识分子，和我早年创作时候的青春年少是不一样的，那时需要寻找生命的激情，会写很多恋爱的诗歌，但是现在就不会了。

　　进入改革开放以来，我开始用另一支笔创作，也就是杂文。我是作家出身，和报纸上写杂文的方式不同，我更多是以文学的方式切入，而不是新闻的角度。那时《新观察》每期都会发我的一篇杂文，也让我有了更多的兴趣。于是，令我感动的事情，向往的东西，我用诗歌来表达；而让我愤怒生气的事情，有观点想要表达的事情我就用杂文来表达。自我的诗歌和社会化的散文，有了这两个出口，我的创作可以保持敏感点，保持与时代的同步，既不会在自我的探索中局限，也不会在创作中闭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