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器官捐献背后的故事：一边是死亡 一边是新生

　　那是2012年1月13日，他们赶到云南昭通去找第二位器官捐献者杨洪祥的父母。捐献需要征得每一个法定直系亲属的认可，当时杨洪祥在宁海打工的妻儿已经同意了，而年迈的父母住在云南一个非常封闭的山村。

　　他们当天上午从杭州萧山机场出发，中午赶到重庆。又坐了三四个小时的车赶到了四川泸州一个叫叙永的小县城时已是傍晚，没有去云南的大巴，他们把电线杆上的小广告打了个遍，好不容易找到了一辆看上去破破烂烂，且行程已经有16万公里的宝来，谈好价钱提心吊胆地摸黑上路。

　　赶到昭通县城时已经是深夜，一天没吃什么东西，全城找不到一家亮着灯的饭店，只见一个路边摊，冷风里支起一个大圆桌，架起一个锅，老板把当天卖剩下的牛肉牛杂全倒在里面。很快满锅的肉开始沸腾，带着一股腥味儿扑面而来，杨洪祥的儿子一边拼命往嘴里塞一边掉眼泪，华永飞一口也吃不下。

　　杨洪祥的母亲在村支书的陪同下来了，老太太已经听说了儿子的事，哭一阵，呆一阵。华永飞听不懂，他坐她身旁，也想不出说什么安慰，只能把手放在她的胳膊轻轻抚摸。老太太已经知道了他们的来意，他觉得这个时候说什么都是多余。

　　华永飞不知道村支书是怎么跟老太太说的，反正没多久她就同意了。也不多说，转身就走了。此时已是深夜两点，华永飞依然睡意全无。

　　他们住的据说是昭通最好的一个宾馆，但被子铺开霉斑点点，一股怪味儿，空调只是摆设，门锁也是坏的，昭通县城治安不好，他身边带着大量以备不时之需的现金，只得用衣架和椅子抵住门坐到天亮，冻得瑟瑟发抖。

　　任务还只完成了一半，杨洪祥的父亲因为身体原因无法出门，因此捐献同意书必须送到他家。杨家在海拔近2000米的山上，于是第二天他们又坐了4个多小时的车，走了个把小时山路才找到。

　　那个家一贫如洗，没有什么像样的东西。老父亲躺在床上，目光呆滞，已经哭不出声音，和老伴一样，他也很快签了字，然后一声长叹。他们不敢久留，赶紧离开。

　　一切办妥后，杨洪祥的妻子带着两个儿子走进重症监护病房，见了最后一面。

　　她先把大儿子的手放到杨洪祥手里：“这是大儿子，你哼一声啊？”接着又把小儿子的手放到他手里：“这是小儿子，你哼一声啊？”杨洪祥静静地躺着，妻子泪流满面：“我们都在这儿，你安心去！”

　　在这同时，5名患者满怀希望地等着，杨的两个肾，一个肝、两个角膜将让他们重获新生———生与死，就在一线间。

　　华永飞从医院出来，几米外是车水马龙的大街，霓虹闪烁，人们热热闹闹的生活如常，一时间百感交集。

　　几乎每个协调员都有类似的经历，鄞州二院的专职协调员章娉，原来是移植科的护士长。有一回和华永飞一起去湖北恩施找捐献者家属签字，人有三急，好不容易半路遇到一户农家，章娉下车去借厕所。华永飞看着这个漂亮的，爱干净的护士小心翼翼地走进了那间木头房，一秒钟后尖叫着冲了出来———一头猪把她吓出来的。

　　有些地方的落后超乎想象：坐10多个小时的长途大巴，一路上居然没人提出来要上厕所，男男女女都是拿个塑料袋就地解决，车上一股臭味，谁都不觉得有什么不对；有的捐献者家里连个炉子也没有，屋里挖个坑，放些柴架个锅就做饭了，吃的时候不用碗，直接在锅里捞……

　　章娉说开始的时候他们会抱怨，会介意吃的干不干净，盖的被子有没有异味，但慢慢地就没有人提这些了。“你要谈的是生与死的大事，其他的都算不上事了。他们再苦再没文化，都是值得尊敬的，都比我们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