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轮沉没始末 和宁波有关的往事

和宁波有关的往事

１９４９年２月１日出版的《大公报》披露：“载重逾额的太平轮原定1月２６日启程，因装载钢条６００吨，延到２７日下午４时多才开。当这批钢条装了１５０吨时，船长即声明已足额，但因公司当局已收了６００吨的运费，故只得照装。”事后有人统计，太平轮起航时累计载重已达２７００多吨，严重超载导致吃水线没入了浊黄的江面以下。

太平轮是中联企业公司的豪华客轮，由美国Ｍａｎｉｔｏｗｏｃ船厂制造，１９２０年下水，载重量２０５０吨，长８０米、吃水７米，装备Ｓｃｏｔｃｈ锅炉两具，蒸汽主机一台，航速９节。自１９４８年７月１４日开始，中联公司以每月７０００美元的租金向太平洋船坞公司租用，往来于上海和基隆，至１９４９年１月２７日最后一班，太平轮共行驶了３５个航班。在１９４８年９月２８日至１０月２６日之间，太平轮还临时为国民党军队征用，在辽沈战役中负责运送国民党伤兵和当作补给船只。

这家中联公司是抗战时期由宁波帮商人合资组建的运输企业，总经理周曹裔，台湾著名主持人蔡康永的父亲蔡天铎也是中联公司的发起人之一，还有3位股东分别为龚圣治、马世燧、周庆云。蔡天铎是鄞县高塘桥蔡家人，毕业于复旦大学法律系，最初在宁波从事律师工作，抗战期间办了中联企业，抗战胜利后转而从事航运业。１９４９年，蔡天铎去了台湾发展。

蔡康永在《我家的铁达尼号》中写到过关于太平轮的记忆———“所谓‘我们的轮船’，其实是指几十年前，爸爸在上海开的一家轮船公司所拥有的船。这家公司的所有轮船当中，最有名的一艘，叫做‘太平轮’。‘太平轮’，中国的‘铁达尼号’。一九四九年，国民党和共产党内战的揭晓之年。那年除夕前，一群急着要离开上海的有钱人，终于了解到状况的紧迫，连过年都顾不得了，抢着要挤上早已客满的太平轮。这些人，有的用金条换舱位，硬是从原来的乘客手上，把位子买过来。有的靠关系，向爸爸或船公司其他合伙人要到最后几个位子。理所当然，这群太平轮的‘最后一批乘客’里面，有当时上海最有钱有势的一些人，也有爸爸最要好的朋友。”

整个太平轮分为头等舱、二等舱、三等舱等，初期投入营运是作为交通船，船上旅客大半是来往两岸的商贾、眷属、游客、转进台湾的公务人员等。但是在同年秋日过后，因为国共内战情势紧张，当时固定行驶上海、基隆间的中兴轮、太平轮、华联轮，因为航班往返多，船只吨数大，往往是大家的首选，随着时局动荡，此时就成了逃难船。

因太平轮而改变的一生

据中联公司提供的名单，登记在册的船票是５０８张，实际上船的乘客却超过1000名。

在这艘太平轮上遇难的乘客中有太多当时的名人，山西省主席邱仰浚一家，辽宁省主席徐箴一家，蒋经国好友俞季虞，袁世凯之孙袁家艺，《时与潮》总编辑邓莲溪，还有神探李昌钰之父，龚如心之父等等。李昌钰记得母亲曾雇飞机来到失事点搜寻父亲踪影。太平轮沉没时，年仅４５岁的天才音乐家、南京国立音乐学院院长吴伯超也在船上，他本来想去台湾，准备为国立音乐学院迁台寻觅新址，并和夫人与独生女团聚过年的。

商人李浩民也随着太平洋一起沉没，他１０岁的儿子从此失去了优裕的生活，不得已选择了免学费的警校。这个孩子，后来成为闻名世界的“神探”，名叫李昌钰。“如果不是太平轮事件，父亲过世，我后来也不会去念警校，也不会走上刑事鉴识这条路，也许就与父亲一样选择当一名商人吧。”李昌钰常常这样感慨。

幸存者之一叶伦明今年已经９０岁了。死里逃生之后，叶伦明与妻子失去联系几十年，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去香港定居，才联系到台湾的家人，得知妻子已经改嫁，伤心不已。到香港后不久，有一次在路上看见马拉松活动，他决定恢复年轻时长跑的习惯，这一跑就是３０年，成了香港有名的“马拉松老人”。

在台北的王兆兰是官方公布的３６名幸存者中最年轻的一位。当太平轮倾覆时，她用力抓住弟弟和妹妹的手，她还记得母亲跟她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带好弟弟妹妹。”母亲随即被海浪冲走，弟弟妹妹也被卷走。遇难之后，王兆兰的父亲把她接回了台北。直到２０１０年后，她的故事才为人所知。

１９２７年出生的李国深原本是太平轮的乘客，可是因为时间仓促，没能搭上轮船，幸免一劫。后来，他因为在佛教上的造诣，以“星云大师”之名而闻名。与太平轮的擦肩而过，被他看作是“因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