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姚新闻网讯(全媒体记者 许鸿晶)陆埠镇石笋村的村民方飞夫得了尿毒症,两个姐姐、一个妹妹背着兄弟做了肾脏配型检查,配型结果姐妹仨都合适,最终二姐的肾脏成功移植到了弟弟的体内。
方飞夫今年49岁,有两个姐姐一个妹妹。17岁那年,他离开余姚去新疆做生意。几十年来,一家人聚少离多,只有春节期间能短暂地团聚。
去年11月,方飞夫被确诊为“尿毒症”,回到杭州接受治疗。
二姐定居在杭州,她家便成了方飞夫在杭州治疗期间的落脚之地。可是不到两个月,方飞夫住不下去了。“得病后,我的饮食要清淡,大多吃些素菜。一张桌吃饭,姐姐姐夫不好意思在我面前吃大鱼大肉,就跟着我吃素。”方飞夫觉得很过意不去,便独自回到了陆埠老家居住,“妻子仍在新疆做生意,儿子在读大学,陆埠石笋的老家只有我一人。”
治疗尿毒症,唯一的办法就是做血透。方飞夫回忆,那段时间,他一个人去杭州做血透,乘坐高铁、转地铁,再步行到浙一医院,每次路上都得花费五六个小时。如此,一周三次跑杭州治疗,对一个健康人来说尚觉得吃力,更何况是在治疗的方飞夫。此后,方飞夫辗转到了鄞州医院做血透,可是从陆埠石笋村到鄞州,还是需要转很多趟车,依然不轻松。 短短几个月间,方飞夫的体重从82公斤降到了56公斤,尽管胃口还不错,但是为了配合血透治疗,他不得不控制体重。看到日渐消瘦的方飞夫,家人非常心疼。
今年3月,方飞夫接到浙一医院的医生电话,称找到了匹配的肾脏,可以进行移植。方飞夫很纳闷,等待肾源的患者那么多,在他之前有6000多名患者排队等肾源,怎么这么快就轮到自己了?
原来,农历新年前,姐妹仨瞒着方飞夫,偷偷地做了肾脏配对检查,结果三人都配型成功了。姐妹仨打定主意要给弟弟/哥哥捐肾,所以早在结果出来之前,就已经达成了默契,谁的身体条件最好、谁的匹配结果最有利于方飞夫,就用谁的肾。二姐是警官学校的老师,平时热衷于身体锻炼,各方面的条件优于另外两姐妹。
明白真相后的方飞夫既感动又生气,当场拒绝了这一提议,“我明白,进行活体肾脏移植,对捐赠者的身体损伤会很大。搞不好就两败俱伤了,我不希望看到我最亲的人被我拖累。”方飞夫回到余姚,继续跑宁波接受血透治疗,同时等待着肾源。
此后,姐妹仨曾多次委托浙一医院的医生给方飞夫做思想工作,动员他接受肾脏移植手术,都被方飞夫拒绝了。 直到不久前,方飞夫接到陆埠派出所的电话,让他到派出所办理证件。想不到,方非夫在派出所见到的是二姐。“做肾脏移植手术前,需要一系列的证明材料,二姐都替我办妥了,就等着我签字。”方飞夫至今忘不了签字的那一刻,“我的身体状况越来越糟,肾源很少,等到肾源似乎遥遥无期。二姐用这样‘霸道’的方式迫使我下了决心,进入了肾脏移植程序。”
5月29日,方飞夫完成了肾脏移植手术,成为五十余年来第4344名肾脏移植病人。手术很成功,术后的排异反应比非亲属供体得来得少,“毕竟是同胞手足,移植手术的成功率高多了。”
这几天,方飞夫就可以出院了,他最惦念的是二姐。,“我在隔离病房,术后只见过二姐几面。毕竟拿出了一个肾脏,我看她的精神状态仿佛就像两个人。”方飞夫想和姐姐通电话,二姐的电话却一直关机,“她瞒着单位同事做的手术。到头来还是有人听到了消息,纷纷打电话慰问,她想低调就选择了关机,所以我现在和她交流的几乎也不多。” 肾脏移植手术,肾源大多来自临死人员的捐赠,父母对子女、子女对父母的活体捐赠也不多见,同胞手足间的就更少了。浙一医院的医生护士和病人知道姐姐为弟弟捐肾的故事后,都被感动了,他们鼓励方飞夫通过媒体进行宣传,而这个时候二姐依然选择了沉默:“只是姐弟之间的捐赠,骨肉亲情,没有什么了不起了的!”
(来源:余姚新闻网 编辑:周伟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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