甬籍油画家沈天万：变，才是美的常态

图为沈天万与他的画作在一起。

宁波日报记者 汤丹文

８月２２日，“美的常态—庆祝宁波民建成立６０周年暨沈天万画展”将在鼓楼旁的同心书画院举行。昨天，这位刘海粟的弟子、８４岁的老人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

“在故乡举办画展，完全是机缘巧合。”沈老这样对记者说。沈天万从小生长在灵桥附近的莲桥第，六七岁时去了上海。今年六月，同心书画院开馆举办“大师走进宁波－刘海粟作品展”，他与朋友一起来宁波看了老师的作品，最终促使他下决心回久别的故乡举办自己的个展。

在中国美术界，沈天万绝对是个特立独行的画家。“我不想模仿、复制别人，更不愿重复自己。”虽然师从一代大师刘海粟和关良，但沈天万从大师身上汲取的不仅仅是技巧，更是创新求变的胆识。

早在上海美专就读时，沈天万就因为不认同当时唯“苏联画风”独尊的风气，而被打入“另册”。当时，他一个人在学校的仓库里被“隔离”，却意外地发现学校创办者刘海粟、颜文樑从日本、法国带回来的精致石膏像，这反而使他不受约束地尽情画素描并研习创作。院校合并后，上海美专成为华东艺术专科学校迁址无锡。他与大师关良亦师亦友。“那时，我们常在无锡状元楼喝酒，关先生拉二胡，我和黄宾虹弟子、国画系主任汪声远先生对唱，酒店老板见我们常去，赊账也没问题。”沈天万这样告诉记者。

不久，沈天万退了学，大有李太白“仰天长啸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气概。不久，他办起了画室。沈天万对记者说，我教学生，并不是让学生一定要学我。对我而言，学生不是“拎出来”的，而是“推出来”的。因材施教，启发学生天赋；挖掘潜力并侧重人格养成，这些做派使得沈天万画室人气旺盛，就连当时沪上著名的张充仁画室、哈定画室的学生都闻风而来。

“文革”开始，沈天万被分配到五金厂上班。他白天上班，晚上还是画画。生活困难，画布用完了，翻过来再画。真的不够用，就让妻子用碱水洗掉了油彩再画。“６０多年来，我从未停下过自己的画笔。”对沈天万而言，画画是他的人生态度，更是一生的信仰。至今，他每天仍绘画不辍。

“文革”结束后，蛰伏的沈天万又是“于无声处听惊雷”。１９７９年１月，改革开放后中国首个具有现代艺术色彩的“上海十二人画展”举行，主要的策展人和参与者就是沈天万。“当时的盛况真是空前，那时我们在黄浦区少年宫办展，一大早就有３０００多人来看这个展览。”沈天万回忆道。作为民间画展的“十二人画展”因为画风前卫多样而颇具探索性，它与稍晚的１９７９年北京“星星美展”南北呼应，对日后的中国艺术影响深远。

观看沈天万的作品，让人感到他的画作在现实与幻想之间，静物是构成的组合和色彩的“交响”，风景也不是某个景点、某个建筑的风景，而早已注入了自己的感受，是他自己心中的风景。常说画如其人。但人们有时很难把这些色彩鲜丽、风格粗犷的画与这位儒雅、温和、不善言谈的艺术家联系起来。不过，沈天万也笑着向记者透露，年轻时他还是挺活跃的，当时在上海精武会，他还夺得过举重卧推的冠军。所以，直到现在，沈天万身形仍然挺拔，仍能“老骥伏枥”，画画不已。

曾有评论家这样认为：在海派油画的传承与创新上，沈天万是一位担当得起“追求艺术之真的勇士”：他感悟自然，把“变”成为一种“常态”———“美的常态”。他对记者说：“说我学的是什么派，那是不准确的，每个艺术流派都有我学习的地方。”他曾画了不少自画像，艺术风格几乎涵盖西方所有的流派，也许对他来说，求变的过程才是快乐的。

当然，沈天万并非没有自己的美学追求，特别是到了晚年。他说，他常常思考中国人画西洋画的特点是什么？“也许（只有把）中国人的绘画历史，中国人的用笔，中国人的思想体现结合起来，才是真正中国人的油画。”

有评论家曾这样认为，沈天万晚期作品体现了以“意”写“形”的特征，这其中透着民族审美意识的亲切。沈天万也这样告诉记者：“东方的艺术还是比西方的更加高深莫测，像中国绘画艺术的实中有虚，虚中有实，虚实相生的追求，很具有现代感。”

此次画展中，沈天万的代表作《京剧系列》就体现了他的这种追求。在他的笔下，戏曲人物吕布与貂蝉都在“似”与“不似”之间。画作内容反映的是中国传统戏曲文化，但观者也分明能看出表现手法中不乏“凡·高的狂热色彩，塞尚的扎实体块，马蒂斯的直接调色和毕加索的立体变形”。这种把西方现代绘画的多元手段注入本土本民族印记的画作，体现了一种强烈的当代生命色彩。

沈天万对记者说，每一张画作的生命力是独立的，我不喜欢重复，像宁波人俗话说的“阿宝背书”，绝对不行。“你看，这张《貂蝉戏吕布》（题图）两个人物的眼睛，每人只画了一只，而且都闭着，这就很有意思。”最后，这位八旬老人近乎顽皮地对记者这样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