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贵的土地合同租约文契。(陈长云 摄)
“因去年敌寇陷境,学校停顿,今年二月,敌人又将校舍全部拆毁……以后赶退鬼子,学校得能恢复后,仍由校方赎回……”这是一份73年前的土地合同租约文契,背后“诉说”着一段动荡的抗日风云。家住慈溪宗汉街道怡园村的陈渭南老人就是这份文契的持有人,文契上的承租人陈长禄是他的父亲。
房子翻新发现文契
今年71岁的老陈昨日告诉笔者:“父亲去世后,文契由我母亲保管。直至母亲去世,近年又翻新房屋,才发现了这张文契。”
这份土地合同租约文契签订于中华民国三十一年,即1942年。当时,陈渭南还未出生。他说,自家的东边就是保塘庵,原来办有一所学校。1941年日本鬼子入侵后,学校停课。次年2月,保塘庵被全部拆除,学校西边的操场成了一块荒地,当时由保长和学校负责人(即代笔人陶其情)经手,这块地被租给陈渭南的父亲管理耕种。
这份文契共433字,是日寇侵略破坏以及百姓抗争的缩影。行文中将日本侵略者描述为“敌寇”“敌人”和“鬼子”。对于这些贬称,陈渭南兴奋地拍了拍桌子说:“我父亲当时胆子真大,如果这份合同被日本侵略者看到了,那可是要杀头的呀!”
老人回忆抗日风云
87岁的陈小芳是老陈的堂兄,也住在宗汉街道怡园村,他是保塘庵办学、停学、拆除的亲眼见证者。
陈小芳告诉笔者,保塘庵原来是为了祈求保塘固基而修建的,共有四进三大殿,其中第四进有5间房子,一直被用作学校教室。1936年,8岁的陈小芳在此读书,当时校名是“私立保塘初级小学”。
然而好景不长,1941年日本侵略者进驻庵东,设立据点。保塘庵建在崔陈江和潮塘江的转折处,是日本侵略者从余姚据点到庵东据点的必经之路。陈小芳回忆,当时日本侵略者每天扛着枪,在路上来回走动,而强占的物资也通过崔陈江至潮塘江,运输到庵东据点。“看到百姓,鬼子就强迫他们当纤夫,若有不从,就扇巴掌、用枪柄砸打,”他说,“好多学生和老师很害怕,不敢来上学,学校只得被迫停学。”
停学后,不少抗战人士纷纷以保塘庵为掩护,突袭日本侵略者和他们抢夺物资的运输船。由于保塘庵水路、陆路四通八达,日军难以抓住这些抗战人士,一怒之下便将保塘庵彻底拆除。
陶先生促成文契
被强拆后,保塘庵成了一片废墟。学校负责人陶其情先生不忍操场荒废,在征得当时保长的同意后,将操场的一亩地出租给在学校附近居住的农户陈长禄,于是有了陈渭南手中这份珍贵的土地合同租约文契。
说起陶其情,陈小芳感叹:“陶先生非常痛恨日本人。”据宗汉街道地志办公室提供的材料:陶其情妹夫的哥哥陈广济,于1941年6月参加第三战区淞沪游击队第五支队四大队,后任大队长。陈广济的家就在保塘庵西面,他在姚北一带开展抗日活动。
这份看似平常的土地合同租约文契,带着当时老百姓对日本侵略者的控诉。“我要好好保管这份文契,当传家宝传下去,让大家不忘历史。”陈渭南说。
慈溪市博物馆馆长、慈溪市文管会办公室主任厉祖浩介绍,这是一份有收藏价值的文契,因为文契中明确提到了学校被日军所拆毁,所以对日军的侵略行径有一定的佐证作用。
□通讯员 陈长云
宁波日报记者 朱和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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