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大鹏(左一)把患者接回宁波。
救治定点医院是战“疫”主战场，承担转运任务的120负压救护车则是“生命转运线”。
对于救护车上的驾驶员和急救医生来说，救护车就是他们的战场。据宁波市急救中心统计，1月19日以来，负压救护车转运特勤组6名队员，共运送病人近900人次。其中，2月4日上午8点到5日8点是“战斗”最激烈的24小时，共出车50次。3月6日，记者走进宁波市急救中心，走近这群“黄衣逆行者”。
转运96岁老人，让他想到刚动完手术的外婆
“当我穿上了那身密不透风的隔离服时，似乎回到了‘战场’，那种久违了的急救医生与‘死神’抢人的感觉，让我有些莫名激动。”
说这话的黄泱，是宁波市急救中心质量管理科的一名党员，也是首位出征一线的第二梯队成员。疫情发生以来，市急救中心抽调了6名人员，组成负压救护车转运特勤组，行政人员组建了“抗疫一线第二梯队”。1月20日至21日，黄泱为同事进行新冠肺炎患者转运防护与洗消方面的培训。站在台上时的澎湃心情，他仍记得清清楚楚。
2月9日晚上8点，正在待命的他接到转送指令，等他回到站点，完成洗消工作，已是次日凌晨3点。2月10日上午9点，黄泱接到新的任务，将一位96岁的老婆婆转院至杭州的指定医院，这位老人是宁波新冠肺炎确诊患者中年龄最大的。
接到老人时，黄泱脑海中立即浮现了自己的外婆。当时，因股骨骨折动完手术的外婆正躺在床上休养。因为两头顾不上，黄泱将外婆接到自己家中，让父母照顾。
救护车驾驶员穿着防护服，行动和视力范围都受到限制，跑一趟杭州要3个小时，再加上患者年纪大，因此，在这段时间里，黄泱的注意力要一直保持高度集中，监测老人的生命体征，包括心电监护和吸氧等。
由于之前只休息了四五个小时，加上穿着隔离服里有些憋闷，黄泱严重晕车。他一边抑制住着强烈的恶心感，一边紧盯着监护的参数反复告诉自己，“决不能有丝毫松懈”。幸运的是，老人的状态还不错，安全抵达。
从杭州接回患者，却忘了自己生日
2月13日中午，天空阴云密布。虽然天气阴冷，但一个指令电话让大家感到暖意——老人病情好转，由他的“战友”宋大鹏接回宁波。
这条回家的路，却没有想象中那么顺利。老人是象山人，而宋大鹏是安徽人，不懂象山方言。虽然两人语言不通，不过宋大鹏尽量安抚，老人想到能很快见到自己的亲人，一开始也很配合。
可半小时后，久躺的老人有些不自在，挣脱身上的保险带，起身望向车外。宋大鹏立即上前紧紧护住老人。无奈，老人听不懂普通话，仍多次起身望向车外，并试图挣脱宋大鹏的双手。
宋大鹏一边护住老人，一边用温和的语调安抚老人，不停重复着“快到了，就快要到了，不着急啊……”老人似乎听懂了宋大鹏的意思，终于安静了。
救护车到达宁波，将老人送到指定的病区。宋大鹏走出医院，掏出手机打算汇报已完成调度任务时，无意间看到一条“生日快乐”的短信，他这才想起来，当天是他的生日。他收拾好心情，继续坚守抗疫前线，继续等待着下一个指令的到来……
参加过汶川救援的老兵再挑大梁
这支善“战”能“抗”的队伍，由一线工作人员和退居二线的“老兵”组成，已经在行政岗位工作近5年的第一分中心副主任褚雷军就是其中一位“老兵”。
1976年出生的褚雷军是一名退伍军人，11年当兵经历，骨子里永远是战士，闻令而动，迎难而上。面对疫情，他第一时间报名，除夕那天正式上岗。“转运专班，我参加，必须的呀！”有着多年救护车驾驶经验的他说。
有一天，中心防护服数量库存量到了个位数，褚雷军的执勤时间从4小时换岗调整到了6小时换岗。他开着救护车穿梭在大街小巷，为了节约防护服，他在密闭的负压救护车舱内不吃不喝。
大年初六那天，他转运了多位病人，从中午12点一直忙到晚上12点，从车上下来时，已经浑身湿透。“我参加过2008年汶川大地震救援，开了36个小时到达汶川。当时还有余震，山路上随时会有石块掉下来。那种危险是未知的。这次不一样，虽然病毒就在眼前，但只要做好防护，就一定没问题。”褚雷军告诉记者。
一个多月来，除了转运病人，他还承担了一项重要任务——协助市卫健委物资保障组运送疫情专项物资。他前往物流点、工厂，只为带回“战友”们的“护身符”，尤其是奉化的一家口罩厂，他开玩笑说，那条路“闭着眼睛都会开了”。
由于疫情防控，不少地区封路。“那天在杭州，物流点就在桥对面，可我在市区里绕了半小时就是到不了。最后，我只能再从外环走。”等货物清点完已经天黑，热心的物流公司工作人员递了一份盒饭给他，这也是他在那几天里吃的唯一一顿热乎饭。
从大年初一(1月25日)到2月底，褚雷军转运确诊病例31人次(其中转运到杭州2人次)，运送物资出车15车次(其中到杭州4车次)，总行驶里程6000多公里。
宁波晚报记者陆麒雯通讯员葛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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