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传曾院士的女儿戴依明（右）将父亲的遗物一一清点，交给宁波帮博物馆的工作人员。
中国宁波网记者 林旻 通讯员 陈茹
“今天的北京下了庚子年的初雪，瑞雪启祥，我们陪院士回乡。”
今天傍晚，宁波帮博物馆馆长王辉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候机时，发了一条微信朋友圈，短短百余字，讲述了一位从宁波出发的科学大家波澜壮阔却鲜为人知的一生。
戴传曾（1921-1990），中国科学院院士，原子能专家，中国核能科学奠基人之一，中国核安全研究工作创始人。
“今天上午，在北京宁波宾馆，戴传曾院士的女儿戴依明郑重地将父亲留下的36件套遗物交到了我们手中。她说，虽然父亲多年来一直在外生活，但一直很记挂家乡宁波，今天，终于‘回家’了。”
戴传曾的祖宅“访庐”，如今仍在宁波月湖畔。
1921年12月21日，戴传曾出生于宁波月湖边上的一个书香门第。戴家祖辈都是教育工作者，戴传曾的父亲戴轩臣是宁波有名的中学教师，教授数理化。戴传曾的祖父戴季石是光绪年间的举人，戴家的住宅称为“访庐”，大门上“访庐”两字为戴季石手书，保留至今。
也许是受到父辈的影响，戴传曾从小聪明好学，尤其专注于数理化，1938年，戴传曾从效实中学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上了西南联合大学。当时由于学校刚迁到昆明，条件很差，但名师云集，有著名物理学家吴有训、周培源、叶企孙、吴大猷、王竹溪等。物理系人不多，但有不少天资过人的学生，比如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杨振宁。
戴传曾曾说：“四年的大学生活，正值日本侵略我国的时期，艰苦而又难忘。在大学期间，我更觉得‘知识就是力量’是千真万确的，更进一步认识了‘科学救国’的道理。”
戴传曾在英国求学时留影
1942年，毕业后他留在了西南联大物理系任助教，同时跟着听些研究生课程。当时吴大猷讲量子力学，王竹溪讲统计力学，赵忠尧、张文裕、霍秉权三位讲原子核物理。
1947年，他在全国400多人中以第一名成绩考取中英“庚子赔款”的公费留学名额。1947年8月前往英国利物浦大学留学，在卡文迪许实验室师从诺贝尔奖获得者查德威克（J·Chadwick）教授（中子的发现者）。
在英国，他利用回旋加速器进行了多种反应角分布的研究，这是国际上研究削裂反应获得自旋宇称测定的首批成果之一。此外他还研究了核乳胶的收缩因子及射程修正问题。1951年完成了《利用核乳胶进行的一些核反应的研究》的博士论文，获得了博士学位。
那时，国内抗美援朝的消息传到英国，几个中国同学很受鼓舞，都决心学成回国。戴传曾满怀爱国心婉拒了英国许多研究机构的邀请，毅然于1951年底动身回国，辗转前往北京。
让他非常感动的是，在他抵达的寒冷冬天，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长钱三强亲自到火车站迎接，从此，戴传曾的人生与原子能科研工作密不可分。
中国科学院首次评定科学奖金，授予戴传曾的奖状。
戴传曾到北京后进入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1984年改为原子能研究院）。这个研究院建立之初云集了全国顶尖的核能专家，除戴传曾外还有吴有训、钱三强、王淦昌、何泽慧等核领域权威专家，两弹一星功臣如邓稼先、彭桓武以及赵忠尧、张文裕等也都在原子能研究院工作过。
四十多年来，戴传曾把全部心血倾注于核科学技术的研究上，先后担任核工业部原子能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所长，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院长、名誉院长，国家核安全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部学部委员（1984年以后改称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核学会第一、二届常务理事。中国核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计量学会名誉理事，核动力学会常务副理事长，《核科学与工程》及《核动力工程》副主编，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及原子能评议组组长等职。
1957年1月25日的《浙江日报》
在戴依明整理的父亲的遗物中，有一张1957年1月25日的《浙江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我国评定第一次科学奖金”的消息。在获奖名单中，有我们熟悉的华罗庚、苏步青、钱学森等科学家，也有宁波人戴传曾的名字，由他带头研究的卤素盖格计数管的生产工艺，填补了我国核探测技术空白。同时还研制成了强流管，并研制成手提式检测仪表，及时为我国防化兵提供了装备。
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氢弹又获得成功；1971年我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在这些大事件的背后，戴传曾和研究人员一起与国家的重大规划相配合开展科学研究工作。他们研制成功了离子原和接收器等关键部件，为在我国建造大型电磁稳定同位素分离器和开展稳定同位素分离与分析作了大量工作。1965年起戴传曾根据国家需要主要从事反应堆工程和核技术应用的实验研究，十年间他奔波于四川山沟与北京194所之间，通过对国外材料的比较消化后，确定“49-3”高通量堆的用途、规模、堆型及堆物理方案；与科技人员一起完成了核潜艇元件的辐照检验任务；参加了我国第一个大型材料热室的工艺、施工设计，使项目内容和规模接近70年代初的国际水平，为我国材料辐照实验研究开创了条件。194所撤并后，1978年他又回到原子能研究所。
回国后，戴传曾把绝大部分的时间交给了原子能科研工作。
1970年，戴传曾参加了周恩来总理主持的发展核电问题座谈会。总理就我国发展核电提出了“安全、实用、经济、自力更生”的方针。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随着我国核电的起步与核潜艇的技术升级，问题显得尤其重要。此时戴传曾把研究选题的重心瞄准了核安全方向，把它作为核电工程中一项至关重要的课题。戴传曾从国际原子能机构得到了核电安全规程草案后，就组织研究人员翻译研究，后也写出了适合我国的《核电安全基本准则》。
1981年戴传曾作为代表团成员去美国核管会考察，并作了一次重要的核安全机构访问，得到了美方提供的核电安全分析程序RALAP—5程序的原程序，还取得了磁带，后来他又提出中国参加美国阿贡软件中心。在他努力下中国与美国核管会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派业务骨干到国外培训，多次派研究人员参加国际交流，为在我国开展核电安全分析研究奠定了基础。
1985年戴传曾被邀请担任国际原子能机构、国际核安全咨询顾问组（INSAG）首任成员。
戴传曾（右）和我国著名核科学家两弹一星功勋王淦昌讨论问题
“去年，我们举办了《与祖国同行——宁波帮与共和国70年特别展》，提到了戴传曾院士在‘两弹一星’的时代里所作出的突出贡献，但资料比较有限。”宁波帮博物馆馆长王辉回忆，那次正好有一个戴家的亲人来观展，在他的热心帮助下，宁波帮博物馆与戴传曾的子女们取得了联系，“他们虽然不在宁波生活，但对家乡的感情很深。他的子女主动提出，要把父亲的珍贵档案和物品交给家乡的博物馆。”王辉表示，这批珍贵物品会妥善保管，并加以研究，弘扬先生崇高的学术精神和家国情怀。
谈到对父亲的印象时，戴依明说，“无论是做科学研究，还是在日常生活上，父亲都是一个几近完美的人。”他对工作的一丝不苟和家人的用情至深影响了子女们，“，我父亲曾说，工作就怕不去做，只要用心去做，就没有不成功的。通过辛勤劳动和艰苦努力，用科学服务祖国、人民和人类是很有意义的。对于新一代科技人员总希望他们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为国家多作贡献。”
在戴依明带来的物品中，有戴传曾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的证牌、1987年7月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证书、戴传曾手稿、发展核电事业的若干建议手稿等工作荣誉见证，也有他使用过的书籍、毛衣、手套等私人物品。
王淦昌（前排左六）和戴传曾（前排右四）在原子能研究院接待外国核科学核科学家
1990年，年近七十的戴传曾率领代表团访问法国，工作负担很重，由于劳累过度和气候不适病倒了，回国就住进了医院。
1990年11月11日，原子能院堆工所所长陈叔平去医院看望他。尽管病魔无情地吞噬着他剩余不多的精力，但他还是强打精神，叮嘱陈所长要大胆启用青年人，做好“科研”与“工程”的结合工作，把中国实验快堆搞上去。他还让女儿从抽屈里拿出核电安全分析的有关材料，请陈所长转交给有关科研人员。当他得知快堆研究中心即将在原子能院举行奠基典礼时，虽然病痛难忍，他还是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1990年11月18日，戴传曾因心肾衰竭，带着他对核电事业和核科学事业的执著追求和深深眷恋，与世长辞，终年69岁。
戴传曾逝世后，中国核物理学家、两弹一星元勋王淦昌院士写了一副挽联，道出了他对戴传曾的敬仰与哀悼：
风雨同舟共建核能三十载，感君子德高才广为我楷模；
重任在膺突罹恶疾仅匝月，慨扁仓竭智尽术难挽鹤翔。
（文中部分史料与图片由戴传曾家人和宁波帮博物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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