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宁波网记者 黄银凤/文 周子豪 黄国飚/视频
历史的风，吹开了1884年的门扉。
这一年，宁波正式对外开埠通商。
明清以降，先有海禁，而后闭关锁国，在沉寂300多年后，港城宁波是如何因重新开埠完成近代转型，迎来海洋文明的又一次活力复苏？
有着悠久历史的古丝绸之路的“活化石”，到了近代又是如何再展风采，一跃成为海上丝绸之路近代发展的重要节点城市？
组合联运的宁波舟山港成为当今世界吞吐量第一大港，其实早在一个半世纪前就埋下了伏笔，一脉相承的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基因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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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来到近代宁波开埠区——江北岸老外滩一带实地探访，寻找解开这些谜团的钥匙。
宁波海关
见证近代“海丝”百年风云
正是梅雨时节，初夏的江风尚余几分潮热，伴随着一阵阵潮涌，面前的江水在潮水顶托下哗哗流淌，岸边的欧式建筑散发着浓浓的异域风情。沿着江岸徜徉，眼前一幢三层加阁楼的外廊式建筑，中西合璧的风格，是典型的公署式建筑，静静地伫立在甬江畔，这就是浙海关旧址博物馆。叩开博物馆的大门，一段段尘封的历史逐渐浮现在眼前——
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院副院长徐学敏向记者讲述浙海关的故事。
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正月初一，随着英国驻宁波首任领事罗伯聃与清政府签立馆舍租赁协议，将领事馆选址江北岸后，三江口北岸逐渐成为外国人的居留地，相继建造起来的各国领事馆、天主教堂、浙海关、巡捕房、邮政局、保险公司、洋行等，形成了别具特色和风貌的江北外滩。
“在繁华若梦的老外滩边上，浙海关旧址并不显眼，但它却是宁波外滩现存近代建筑中较为精彩实例，更是中国近代早期海关的历史见证。”站在浙海关旧址博物馆一楼展陈大厅，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院副院长徐学敏开门见山。
图为1875年左右由英国人J.J.D.收藏的一张江北岸的照片。（浙海关旧址博物馆提供）
宁波，是中国大运河的南端出海口与“海上丝绸之路”东亚地区的重要节点，以其据东海航运之要冲，一直是中国对外交流的重要港口。在正式海关设立前，已有五代时的博易务和宋代的市舶司。
五代，吴越王钱鏐在明州港设博易务，允许南北贸易，这是宁波历史上具有海关性质的管理机构的萌芽。
到了宋代，出现了海关的雏形——市舶司，明州市舶司与广州、泉州市舶司并称“三司”。元代“提举庆元市舶使司”管辖范围扩大，为国家“三司”（广州、泉州、明州）之一。
市舶司制度一直延续到明代，但逐渐衰微。到了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取消海禁，清政府在宁波设立浙海关，正式以海关名称取代过去的“市舶司”名称。
“浙海关是中国最早的四大海关之一，距今已有约340年，显示了宁波口岸在历史上所处地位的重要性。”徐学敏感慨道。
浙海关旧址博物馆外景。（唐严摄）
鸦片战争后，宁波正式对外开埠通商。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在江北岸外滩设置浙海关税务司，建立浙海新关，专管出入宁波港的涉外关务，民众犹称“洋关”。
浙海新关管理范围包括甬江内、外航道、岸线、水域等，从开展的业务看，从航政、领航、船舶登记注册，到征税、码头货物的装卸、过驳甚至邮政等，几乎无所不包。
“浙海新关按照近代国际海关的业务组织日常活动，发展多元业务。这一时期，西方的科技以飞跃的速度猛进，因而促进了附近地区的近代化，这些近代化设施也在不同程度上引起了社会变革。”徐学敏说。
观众参观浙海关旧址博物馆。
1948年，浙海关划归上海海关管辖，更名为上海海关宁波分关，浙海关的历史至此结束。
浙海关旧址在外滩已经矗立了一百多年，她是宁波开埠通商的历史见证者，凝视着宁波港百年的沉浮，见证着近代“海丝”的百年风云。
历史的巨轮还将滚滚向前，今天的宁波继续发扬“海丝”精神，吹响港口建设和城市发展新一轮的强劲号角。
开埠通商
拉开港城宁波近现代化序幕
“近代开埠，对宁波港、城影响深远。重新开埠就空间而言是一种位移——港口中心由三江口东移到更适合轮船停泊的江北岸，向东是大海，江北岸临近甬江入海口，这让宁波港也由内河港向海港又迈进了一步；从时间而言是一种转折——宁波港口和城市近代化发展进程由此开启；从更高更远处俯视，则是一种接力，江北外滩成为内河文明向海洋文明的接口。”中国港口博物馆副馆长毕显忠开宗明义地说。
宁波开埠后，原有的江厦码头已不适应近代轮船靠泊需要。
中国港口博物馆展出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宁波港三江口微缩场景。
随着江北岸船式浮码头的建造，以及上海至宁波的轮船航线的开通，宁波港的重心向着更适宜蒸汽轮船停泊的江北转移，并开始与新兴的上海港建立紧密联系。
而随着浙海新关的设立及新江桥的移位，宁波港轮船停泊的区域也进一步调整和优化，由江厦码头转移至江北下白沙一带，其原因显而易见：在下白沙至三江口长约1.2km的岸线上，甬江河道水深平均为6.25米，江面宽度平均290米，可供5000吨的轮船出入。
老外滩夜景。（唐严摄）
港口码头的建设也如火如荼。1874年由招商局建造了最早的栈桥式铁木结构的3000吨级趸船码头，从此，宁波港完成从江东帆船码头到江北轮船码头的转变。
此后，宝隆行华顺码头、招商局江天码头、宁绍码头等千吨级以上码头陆续建成，并改善航道、航标设施、整治航道，到20世纪三十年代江北岸港区真正成为宁波港航运中心。
19世纪中叶刚开埠的外滩。（图片由江北区外滩街道提供）
宁波重新开埠后，其城市的近代化进程亦随之启幕。
除了港口主体逐渐从江厦一带转移至江北岸一带，这一时期的城区范围，已突破罗城的限制，逐步外扩至余姚江以北和奉化江以东。
1863年，连通老城区东渡门和江北岸桃花渡的新江桥建成，成为重大转折——不仅极大方便了江北岸与老城区的往来，也显著加快了老城区与江北江东两个新兴城区的一体化进程。
20世纪初扩建外马路。（图片由江北区外滩街道提供）
而今天的江北外滩一带，开始形成新的城市中心。
新式马路、学校、医院、银行、邮局、海关、工厂、仓库、给排水管、电力网线等设施纷纷兴建，许多老城区的商行纷纷转移至此，使得这里成为宁波近代商业、航运业、金融业甚至工业的诞生之地。
原本封闭集中、周界分明的千年府城，逐步转变为空间开放、多区并存的近代城市；城市业态也由以传统的手工业、商业为主体，逐步转变为以近代航运业、金融业、工商业为支撑。
这是古老宁波演进的终曲，也是现代港城嬗变的序章。
20世纪70年代，随着镇海港区和北仑港区分别启动建设，宁波主港区开始从三江汇流处转移至甬江入海口，再转到深水海岸线，港口能级也借此再次实现历史性飞跃。
今天的宁波，正在朝着建设现代化滨海大都市的远大目标迈进。蓝色脉动的“硬核力量”，将再一次被彰显。
人文渊薮
天下“宁波帮”从这里起航
三江汇外滩，潮起潮落百余年。1844年开埠的老外滩一直是“外国人看宁波，宁波人看世界”的重要窗口。
和老外滩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还有著名的“宁波帮”，他们参与创造了风起云涌的中国近代经济史。
20世纪90年代 候船大厅和广场。（图片由江北区外滩街道提供）
而自开埠到20世纪中叶以前的宁波老外滩，是近代宁波商帮的起航地、水运文明的见证者。严信厚、包玉刚、邵逸夫等工商业巨子，皆从此处肇始了更加辽远的征途。
在中国传统十大商帮中，“后起之秀”宁波商帮为何强势崛起？宁波大学历史系副主任、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白斌进行了深层次分析。“宁波帮”利用宁波老外滩这一通商口岸所带来的发展机遇，以及对内、对外的航运贸易优势，纷纷创办轮船公司。其中以朱葆三、李云书等创办的宁绍轮船公司和三北运输公司最为出名。
“宁波帮”在三江口到下白沙一带修建码头，从事宁波至上海等地的运输，特别是从事对外经济活动，他们以上海、宁波为基地，经商足迹遍及长江流域和天津等商埠。
宁波大学历史系副主任、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白斌接受记者采访。（唐严摄）
“从老外滩扬帆，去上海，下南洋，闯世界，‘邑人足迹遍履全国、南洋、欧美各地，财富日增。’在与潮和海的搏斗中，宁波人锤炼了经商才干的同时，也培育了敢于闯荡、敢于冒险的精神，成为一个闻名中外的商帮群体。”站在甬江畔的沿江码头，白斌感慨地说。
宁波老外滩现存的31处文物建筑中，多处与宁波商帮有关。这里汇聚了严信厚父子、朱葆三、谢恒昌、朱旭昌、李云书等一大批著名“宁波帮”人士的宅第。
严氏山庄。（图片由江北区外滩街道提供）
位于扬善路步行街、中马路步行街和外马路江堤交接口，有一幢巴洛克风格与中式建筑交融的跨街大宅，它叫严氏山庄，这里原是“宁波帮”开山鼻祖严信厚的私宅。他在江北创办的中国第一家机器轧花厂通久源机器轧花厂，成为宁波工业化的起点。
与严氏山庄毗邻的一幢石库门风格的建筑是宁波籍的上海大亨——朱旭昌的宅邸，他任董事长的大华公司成功制造出第一只国产电表。朱旭昌与朱宅，把一段“宁波帮”闯荡商界、开放进取、融汇中西的历史静静沉淀。
朱旭昌宅。（图片由江北区外滩街道提供）
从老外滩出发，“宁波帮”纵横四海，成了一代传奇；新时代的新甬商，坐拥“港通天下”优势，开拓进取，续写“宁波帮”勇闯海天的新传奇。
今年，是邓小平同志发出“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号召40周年，在这样的特别的历史时刻，溯源起点，展望未来，一种家国情怀和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
而老外滩就像一个老者，欣慰地凝望着这一切——不管宁波人走得多远，他们不会忘记启航的“老外滩”。
百年跌宕如一梦，东方风来满眼春。踏上新的征途，“宁波帮”和宁波港正在书写新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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