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7日，在加沙地带中部城市代尔拜拉赫，人们聚集在以军袭击现场附近。 新华社 发（里泽克·阿卜杜勒贾瓦德 摄）
正如现代奥林匹克之父皮埃尔·德·顾拜旦在诗歌《体育颂》中写道，“啊，体育，你就是和平！”，奥林匹克运动会诞生之初就带有和平色彩。20世纪末以来，奥林匹克运动会借由奥林匹克休战这一手段进一步成为融合体育与奥林匹克理想、推动世界和平的盛会。奥林匹克休战的传统源自古希腊，这项传统于1992年在现代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得以恢复，此后多次实现了休战进而推动冲突的和平解决。
2023年11月第78届联合国大会通过2024年巴黎奥运会和残奥会奥林匹克休战决议，规定巴黎奥运会开幕前7天至残奥会闭幕后7天为休战时间段，即2024年7月19日至9月15日为巴黎奥运会和残奥会的休战时间。法国总统马克龙7月22日视察巴黎奥运会奥运村时，呼吁在奥运会举办期间“实现全球休战”。
但是，巴以冲突、俄乌冲突持续延宕，短期内未有冲突和平解决迹象，8月5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西方援助的F-16战机已运抵乌克兰并投入战斗；而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日前在伊朗被刺杀，使得伊朗对以色列的报复也如箭在弦。奥林匹克休战再次遭遇现实阻碍与考验。
奥运休战的前世今生与成功实践
古希腊是一个尚武的民族，其国家形态是以城邦为单位的分散小国。各个城邦之间频繁发生领土争端与政治斗争。鉴于持续冲突对士兵体能与身体素质的高度要求，体育竞技与赛会比武被视为培养士兵的有效途径。公元前775年，古希腊正处于长时间的城邦战争中，国王伊菲托斯担心古希腊王国就此灭亡，在求助“先知”德尔菲后，决定采取以下策略：定期举办体育竞赛，并在竞赛期间命令城邦严格休战。
公元前776年的春天，第一届奥林匹亚赛会顺利举办。主办城邦伊里斯托派出了三名传令官（theoroi），去往各个城邦传达赛会消息，要求各邦遵守《神圣休战协定》，也就是古代的“奥林匹克休战”：赛会期间各城邦对内对外战争必须停止，仇杀、强盗等暴力行为也被禁止，以保障运动员、官员和观众往返奥林匹亚的安全。[1]当时，《神圣休战协定》在熄灭城邦间战火、缓和地域冲突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共举办了293届，历时1170年。直至公元393年，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宣布基督教为国教，认为古奥运会有违基督教教旨，是异教徒活动，翌年宣布废止古奥运会。
在此之后，奥林匹亚赛会沉寂了1500余年。1870年普法战争期间，出身法国贵族家庭的顾拜旦见证了战争的惨烈。成年后，顾拜旦致力于奥林匹克运动的复兴以及推动和平理念。1889年，他借助巴黎世博会发起一系列关于体育与和平的大会，并于1890年领导建立了法国体育协会联盟（USFSA）。1894年，顾拜旦组织了巴黎（奥林匹克）代表大会，与会的78位代表有一半以上参与过和平运动，其中六位代表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2]。顾拜旦始终以和平与休战作为振兴奥林匹克的出发点，在他的推动下，奥林匹克赛会以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形式在1896年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奥林匹克休战也随之回归。在一段时间内，奥林匹克休战的主要形式是由奥委会提出的国际倡议与呼吁。
在1992年之后，国际奥委会看到了休战对冲突降级的促进作用，意识到休战需要更强的约束力来保证其效果。1993年奥委会向联合国大会提交了奥林匹克休战的正式申请，并顺利通过。这一举动为奥林匹克休战加上了联大的保护与约束，并为现代联合国与奥委会联合实现奥林匹克休战打下了历史基础。
如今，奥林匹克休战主要通过两个组织联合达成并确保其效力：国际奥委会与联合国。由奥运会主办国政府向联合国大会提出休战决议，再由各国在联合国大会中通过，各国在协定过程中互相监督，督促落实，成为了奥林匹克休战的主要实现形式。
在已举办的29届现代（夏季/冬季）奥运会中，奥林匹克休战的实施体现出不同的成效。1994年的利勒哈默尔冬奥会与1998年的长野冬奥会是两次奥林匹克休战的成功实践。在两个案例中，奥林匹克休战的实现路径与历史过程得以展现。
在利勒哈默尔奥运会期间，尽管世界仍存在局部的地区冲突，但是绵延许久的波黑战争出现了一个月的休战时间，更加令人欣喜的是，正如萨马兰奇在利勒哈默尔奥运会闭幕式上所期望的，在1995年11月，波斯尼亚塞族领导人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纳的政府达成了停火协议，奥林匹克休战真正地延续到了奥运会结束以后。[3]
在1998年长野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期间，奥林匹克休战的实现是国际外交和体育精神共同作用的结果。1991年海湾战争停火后，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687号决议，规定伊拉克“销毁、清除生物、化学和核武器；用于开发他们的机械和设施；射程超过150公里的导弹设施”。但1997年，伊拉克拒绝联合国观察员和美国武器检查人员进入本国进行武器检查，美伊紧张关系加剧。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Kofi Annan）进行了紧急的外交斡旋。
同时，长野奥委会也对奥林匹克休战的实现进行了相当的外交努力。日本也与美国进行了谈判，希望美国在冬季奥运会期间避免对伊拉克采取任何形式的军事行动。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与美国总统克林顿就此进行了沟通。对此，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回应了日本的关切，她表明美国理解日本对于奥运会期间可能发生的敌对行为的担忧，并呼吁日本提供协助，以确保伊拉克遵守武器检查的规定。最终，各方的努力至少避免了美国在长野冬奥会期间对伊拉克实施军事打击。
长野冬奥会奥林匹克休战的成功落实，得益于联合国的领导作用、国际奥委会的积极倡导、参与国的外交努力，以及体育精神的普遍吸引力。尽管休战决议本身不具备强制性，但它所体现的和平理念和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足以对国家行为产生影响。[4]这一案例展示了在国际危机中，通过外交途径和国际合作，实现临时和平的可能性。
有学者总结道：国际社会对奥林匹克休战的呼吁，可能促成了更持久的和平，尽管实现这一和平的条件尚未得到充分探索[5]。
奥林匹克休战何以实现？
奥林匹克休战得以实现的因果机制复杂，它的实现既可以归因于个体情感的累积，也可以逐级上升为集体感知的变化、国家互动的结果与国际社会的共同认知。
（一）个体情感：民族仇恨与竞技体育的宣泄作用
战争常伴随着各民族间的仇恨，但竞技体育提供了一种宣泄民族情绪的和平方式。通过比赛的胜负输赢、体育成绩的较量，民族间的对抗情绪与紧张关系得到了一定缓解。奥运会期间，不同国家与文化的运动员在赛场上的交流与合作，有助于打破刻板印象，增进相互理解。[6]这种体育精神的传播有助于降低民族仇恨，弱化了国家内部升级冲突的情感动因，进而为和平解决冲突创造了条件。
（二）集体感知：秩序感与战争的反秩序本质
正如康德在其《永久和平论》中所言，人类理性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和平共处，奥运会正是这一“理性”的体现。奥林匹克休战所倡导的秩序感，体现在对竞技规则的严格遵守和对公平竞争的不懈追求上，这与战争的混乱和破坏性形成了鲜明对比。在奥运会这一和平的背景下，战争的混乱本质被进一步凸显，从而增强了公众对战争的反感情绪。奥运会期间，世界各国的运动员在公平竞争的环境中展现人类的积极面貌与友好精神，这种秩序感与和平精神的传播，使得战争的不合理性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在国家层面，权力机关要做出战争升级的选择会被加上更多“不合理性”的标签，将面临更多的质疑和反对，从而降低了国家内部对战争的支持度。
（三）国家互动：国际关注与国际声誉
现代战争往往不是孤立的冲突，而是涉及到多国相互援助的复杂互动。奥运会是世界范围内的体育盛事。奥运期间，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体育赛事上，国家也愿意将更多的资源与关注投入到奥运会中，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对参战方的关注甚至是援助。失去国际关注和支持的参战方还要面临期望和平的国内民意压力，为实现奥林匹克休战提供了现实基础。同时，正因奥林匹克运动会是和平与友谊的象征，其间国际舆论对和平的向往与反战倾向会对参战国施加舆论压力。一旦有谁选择在奥运会期间升级战争，极有可能被国际社会贴上“好战分子”的标签，并更容易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谴责。
奥林匹克休战在当下的困境与挑战
2024年巴黎奥运会正在进行，然而，乌克兰危机却仍在继续，巴以冲突也远未解决。显然，联大的奥运休战决议并未能暂停战火的燃烧。由此也可见，奥林匹克休战的呼吁和倡议在当下遭遇了更大的现实阻力和苦难。这种困难主要源自国际冲突的复杂化、国际社会的分裂以及体育竞赛政治化三个因素。
（一）国际冲突复杂化
如今，国际冲突主体和冲突方式多元化的复杂情形不利于奥林匹克休战的达成。一方面，以联合国为依托的奥林匹克休战对于国家行为体（或近似国家行为体的冲突方）有更强的约束力，但对于非国家行为体约束力较小。以巴以冲突为例，大量国际非政府武装和非国家行为体的介入，使得停战谈判与调停格外困难，限制了奥林匹克休战的效用。另一方面，以反战条约为载体的奥林匹克休战对常规战争的约束力更强，对多样化的新型战争方式约束力较小。认知战、网络战等新型冲突方式广泛应用于俄乌危机与巴以冲突中，严重影响战场进程的同时，也为实现奥林匹克休战制造了困难。
（二）国际社会的分裂
国际社会分裂表现为国际行为体之间逐渐失去共识，从而使国际和约的达成失去了精神上的基础，使得以奥林匹克休战为代表的国际条约更难以实现。从利勒哈默尔冬奥会与长野冬奥会的案例中可以看出，奥林匹克休战的成功需要国际社会多方的协调与努力，需要在各国相互监督、国际奥委会与举办国共同合作的情况下达成。但无论俄乌还是巴以的冲突发展无一不彰显着国际社会共识的缺失。例如，在巴以冲突方面，以色列驻联合国代表公然在联大中撕毁联合国宪章。这一举动不仅显示出其对联合国的蔑视，更体现了国际社会在关键议题及其解决方式的分歧，这对依托联合国和国际协作的奥林匹克休战面临巨大的挑战。
（三）体育竞赛政治化
体育竞赛的政治化将部分国家排除在奥林匹克体系之外，使得奥林匹克休战丧失了原有的“普世和平”的理念，也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奥林匹克休战的国际声誉。近年来体育政治化的倾向愈发明显，尤其反映在俄罗斯近年逐渐被奥林匹克体系边缘化，甚至被排除在外。在巴黎奥运会中，国际奥委会明确取消了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国家队的参赛资格。直到2024年上半年才做出部分规则修改：俄罗斯与白俄罗斯的个人选手可以以中立身份参加比赛，但仍不允许以国家身份参与比赛。这一政策调整没有改变巴黎奥运会将俄罗斯与白俄罗斯排除在外的事实。而这种做法，使得奥林匹克休战实现的难度大大增加：在国际社会中，国际奥委会在近年已经将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定义为“不遵守《奥林匹克宪章》”的国家，这进一步削弱其参与奥林匹克休战的动机。
综上所述，奥林匹克休战使得冲突降级的机制在现实层面中遇到来自复杂的国际冲突、分裂的国际社会与政治色彩更加浓厚的体育竞赛三重挑战。今年的奥运盛会正如火如荼的进行中，但我们未能看到彼此敌对的人们暂时停止厮杀。哈尼亚在伊朗被暗杀更是为延宕已久的巴以冲突平添变数。鉴于奥林匹克休战在当前面临的困境，它不会成为伊朗报复以色列的障碍，但也许我们可以期待它能为伊朗推迟行动提供一个正当性说明。
（康嘉峰、苏若林：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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