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时日在庐山参观时，我们曾到陈寅恪先生的墓前拜谒。
那天，细雨霏霏，我们撑伞来到设在庐山植物园内的墓前。陈先生的墓地很独特，由大小10多块石头组成。竖立的石碑上写着：“陈寅恪 唐筼夫妇安眠于此”。中间横放着的一块大石头上刻着由画家黄永玉书写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更为讲究的是，这些石头的高度、长度都与陈先生有关，如石碑的顶部离地面1890厘米，代表着陈先生生于1890年；那块大石头本身长113厘米，代表着陈先生在2008年诞辰113年（墓地在2008年建成）。
陈寅恪先生是中国国学大师、著名学者、一代文豪，在中国乃至世界上都是一位有着重要影响的人物。他不但开一代文化风气之先，且学养很深。尤令人敬佩不已的是，他在晚年双目失明的情况下，还完成了多部史学著作。称其为国学大师是名实相符、千真万确。
离开墓地，我们议论着：如今“大师”的帽子可谓满天飞，有些人当别人称他为“大师”时，不但不反对，倒是来者不拒，安之若素。还有些人随便就将“大师”的头衔安在一些人头上，常见一些报告会上介绍：“今天我们荣幸地请到了国学大师某某某，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搞得好象真有那么回事似的。
中国有那么多的大师吗？如果真的有，那还真是一件值得庆幸的大好事。然而，事情的本来面目告诉人们，中国有大师，真正的大师也不少，但远非到了“满天飞”的状况。这倒不是故意“摸黑”，而是说大师的称谓不是随意给的，这个称谓很重，而且它本身有着特定的涵义。
近读顾土先生的文章：“大师的分量”（原载2009年2月25日《文汇报》），文章对大师下了界定：大师首先是专家，但又不等同于专家，大师必须开一代文化风气。还说，大师的成就往往难以逾越，大师的分量在于学养。
这些观点阐述了大师的涵义与品格，笔者颇为赞成。以此观陈寅恪先生，无疑是当之无愧的。像胡适、王国维、梁启超、蔡元培、鲁迅……这些都是当然的大师级的人物。举凡大师者，学问上必有突出的造诣，影响至深，就是在做学问上下的功夫也是令人惊叹。美学家朱光潜先生，在文革中遭受的苦难多矣，但他对美学的研究一直坚持。朋友、家人的苦劝，在他那里一律无效。他说：“搞学术研究总还是有用的。我要趁自己能干的时候，干出来。”正是这种“干出来”的“顽固”劲儿，使他为中国的美学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想想时下的一些“大师”，他们有如此的经历和干劲吗？不但没有，倒是在东拼西凑上颇见功夫。一份并非出自自己研究的讲稿到处讲，不以为耻，还以为荣，逢人便炫耀。这些人在真正的大师面前真应该很好地反省一下！
时下“大师”的帽子满天飞，反映了一些人的浮躁心理。如此风气的泛滥，于我们的事业、今后的发展有百害而无一益，当尽快扫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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