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登贵
雷云同志在浙江省理论界享有崇高的威望。宁波日报理论评论部于1992年成立后，一直得到雷云的支持和帮助。对他经历、精神的了解，以前零零星星地也听说过一些，看了3月24日宁波日报和浙江日报的报道，更令我肃然起敬，特别是他的“名利事业观”。
我把雷云同志的“名利事业观”概括成两句话：名利——淡泊，事业——进取。
对“名利观”的考验，莫过于处于顺境和逆境两个时段。雷云同志曾被错划为“右派”，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但他既未一蹶不振，也没有耿耿于怀。而受到重用时，他反而常常觉得提得太快，担心自己胜任不了。1989年省委公布他任宣传部副部长，他觉得“出乎意料”，多次向领导反映“‘官’太大了，我担当不起”。一年后让他兼任讲师团团长，他又向领导要求：“我当副部长才一年，就升正厅级，不能这样快。”职务终被推掉。1990年，省委宣传部准备让他兼任省社科联主席，他又向部长提出自己还不够格，要求重新考虑。在有些人看来，当官是既有名又有利的事，雷云却经常请辞。
对待事业，雷云完全是另一副姿态，那就是执着、进取，永不停步。雷云同志今年已经76岁高龄了，可还保持着原来的工作程序：读书看报，关注国内外的理论动态和热点，发现问题就写文章分析阐述。他曾患胃癌，做了胃全切除，可是依旧没有中止理论研究进程。还在化疗时，他不顾家人反对和医生的劝阻，每天用一个半小时看书或写作，一部25万字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基本问题》，就是在化疗期间写成的。由于对事业的不懈追求，他对浙江以至全国的理论工作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先后主编20多本政治理论书籍，出版6部理论著作，发表理论文章400万字(其中100多万字是退休以后完成的)，3次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优秀理论文章奖。在对待名利与事业的态度上，我看大致有以下四类。
一类是与雷云同志相近的，名利淡泊，事业进取。这类人事业上高姿态，名利上低姿态。事业上高标准，名利上低目标。事业上可以想尽办法、使出浑身解数，名利上绝不损人利己、不择手段。结果是事业有成，实至名归，人们信服。
一类是与雷云同志相反的，名利进取，事业淡泊。这类人做事情畏首畏尾，拈轻怕重，无利不起早，结果自然是一事无成；争名利勇往直前，胆大心细，无孔不入。在适宜的气候下，这些人也能部分得逞，但没人服气。
还有一类是，名利、事业全“进取”。这类人干事情的劲头很足，争名利的劲头同样足。他们急功近利，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只要做了一点事，一定要得到与之相适应甚至更高的回报。由于他们确实做了一点事，获得相应的报酬也在情理之中。但因为做事业毕竟不是买鸡蛋，可以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当他们觉得自己的付出经常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之后，就很容易滑入第二类，成了名利进取、事业淡泊型。最后一类是名利事业全淡泊。这一类人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混混”。他们“混日子”有很多理由，工作条件不好啦，领导不重视啦，职务问题没有解决好了，等等。可是，把他们这些理由拿出来与雷云同志比一比，就微不足道了。当然，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其实不是真淡泊，而是假淡泊。他们看上去与世无争，实际上对自家私利从不放弃一毫一分。这是一种更自私的“淡泊”。
怎样对等名利和事业，反映出一个人的人生观、世界观。正如雷云同志经常说的，“人生观、价值观解决好了，人的思想境界就高，胸襟就开阔，目标就高远，遇事就不会总绕着自己兜圈子”。
看了雷云同志的报道，也有人说，雷云是“30后”，他的这一套现在行不通了。我不同意这种说法。社会总是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人也一样。暂时的曲折或许难免，但总的方向不会逆转。我坚信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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