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人月
对贵州习水公务员性侵犯幼女案，笔者本来不愿议论，跟某律师不愿辨护一样，深感这事实在是太恶心，不忍卒看，不愿在解读事件中让自己的心灵受到伤害。
在众多的人神共愤中，我们还须理性面对，悲剧业已发生，叫骂已非解决问题之道，将那几个混蛋公务员毙了又怎样？目前，舆论的焦点集中在是该以强歼幼女还是嫖宿幼女来定罪，是顺乎民意还是遵循法律的准绳，笔者以为，这都不是习水性侵幼女案的关键与根本。
对此痛心疾首之余，更需反思：这种事怎么会摊在公务员身上？会不会还有下一个遭不幸的幼女？习水公务员性侵犯幼女并不是孤本，此前曾让人拍案惊奇的“海事官员猥亵幼女”事件，虽因当事方否认以及“证据不足”，被说成是“虚惊一场”，但仍让人感到“交通部派来的”与习水山沟的小公务员之间，有某种血缘上如出一脉的关联。且看“我是交通部派下来的”林嘉祥在吵架中的叫嚣：“我就是干了，怎么样？要多少钱你们开个价吧。我给钱嘛！”虽是酒后失态，其潜台词让人不寒而栗：原来，就是干了也不是多大的事，给钱就行了。交通部来的，官大一级压死人啊，你敢对当官的怎样？深圳警方对此的通报是：其所作所为尚不构成猥亵儿童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但对未成年女童做出双手搭肩膀靠脖颈处的不当动作，属于在公共场所行为不检。
警方都认为这起码是行为不检，我不知道这一动作是不是习惯使然,一些公务员脑满肠肥的潜意识中，是不是喜欢对女童有习惯性的“不当动作”。
在公开的报道中，我们看到，浙江省东阳市的“按摩局长”以及湖南浏阳广电局长“水疗”账单让人浮想联篇。“吃完饭后怎么办，找个地方按一按”，在一些地方的官场接待中，早已不是潜规则而是堂而皇之的待客之道了。嫖娼虽是违法的事，但嫖娼的无处不在，恐怕是妇孺皆知。
公务员嫖娼不稀奇，一些公务员的变态性行为也时有所闻，如张二江的107将；如海南省原省纺织工业总公司副总经理李庆普，与100多名女性发生不正当性关系，事后有收集女性阴毛的癖好，还曾与一名未满14周岁的幼女发生性关系。由此可见，习水公务员性侵幼女案并不是平地惊雷，其所来有自，那就是我们务员队伍的官德，整个社会道德，都在沦丧中面临溃败的危机，社会风气的败坏，侵害幼女甚至成了个别人的“追求”，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有这种变态的猎奇，就有组织提供者，同样在贵州，就发生过威宁县新发乡中学教师驰垚、海龙及其妻子赵庆梅、李辉艳等人多次组织、强迫、引诱23名女孩(22名为中小学生)到六盘水、纳雍等地卖淫的事。
习水几名幼女的落入虎口，只是威宁一事的翻版。侵害幼童是令人发指的丧尽天良之兽行，我完全理解习水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袁云勤的痛呼，这起案件比杀死几个人还严重。“我们都是为人之父，如果我们的女儿被别人这么搞，我们的感受会怎么样?”是啊，想一想，要是发生在自己孩子身上，谁还能“理性”得起来。
这起案件比杀死几个人还严重，政法委书记不是在危言耸听，也不是要干预司法，透出是的对社会失德失序的沉重忧虑。
诚然，法律的独立性不容干涉，民意不应给审判施加压力，也不能未审先判，社会需要的是“曲线救女童”，我们不必在此案在的定性上纠缠，浪费正义的兵力，法律的归法律，我们需要审视的是，对官场道德习气，对社会道德风气的重新构建净化。
有人说，习水幼女的悲剧暴露出对辍学、逃学群体的关爱缺失。然而，懵懂少年怎知外面有狼？社会不应让孩子的家长像祥林嫂一样喋喋不休的自责怜叹。我们有责任给孩子一个安全的校外空间，到哪都能自由自在的飞翔，不用担心，不受侵扰。
对习水公务员性侵犯幼女案，我们可以见仁见智，但不宜停留于盲人摸象式的反思，我们需要的是全面综合治理社会环境，防止下一个女童遭受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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