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祝颐
今年2月初，河南两家驻京联络处联合购买了777瓶价值66万余元的“贵州茅台酒”。发现酒味不对后，他们将销售假酒的人员举报到工商部门。记者4月10日获悉，经初步调查，北京市西城工商分局确认这批茅台酒为假酒，并联合警方拘捕3名涉嫌销售假茅台酒的人员。(4月11日《京华时报》)
制作、销售假茅台酒攫取暴利，扰乱了正常市场秩序，侵犯了消费者合法权益，相关人员被警方拘捕，那是咎由自取。但是假茅台酒闹剧背后“驻京办”公务接待腐败的问题更值得关注。
前不久，因山东潍坊市撤销“驻京办”，曾引发公众对“驻京办”的热议。应该说，“驻京办”在通讯不发达的计划经济时代曾经发挥过积极作用，但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的今天，“驻京办”几乎成了公关腐败、“跑部钱进”的代名词。有数据显示，各地驻京机构超过一万家，每年需要经费100亿元以上。“驻京办”花费让纳税人惊讶。
如果不是商人利欲熏心，用假茅台酒忽悠两家“驻京办”；如果不是喝惯了茅台酒的品酒者，一口品出假茅台“不对味”；“驻京办”巨资买假茅台酒的丑剧根本不会曝光，我们这些小老百姓也不会知道“驻京办”的惊人消费秘密。令人费解的是，对价值66万元的大宗政府接待用品采购，根本没有经过政府采购程序，而由“驻京办”工作人员通过朋友采购，政府采购如此随意，除了售假者外，假酒采购者恐怕不能就此撇清责任。
而且，我认为，两家地级市“驻京办”一次采购777瓶价值66万余元“贵州茅台酒”，到底是公务接待需要，还是公务接待腐败的问题值得探讨。这需要“驻京办”自证清白，更需要有关部门介入调查。
当然，笔者这样对“驻京办”搞有罪推定，两家“驻京办”未必会服气。因为公务接待腐败并非“驻京办”独有的风景。不过“假茅台”与“驻京办”这些字眼比较敏感罢了。在现实官场生态中，公务接待腐败，特别是高档烟酒腐败的问题屡见不鲜。周久耕天价烟事件自不必说，昨天还有媒体报道说，常州一个小镇1个月招待中华烟280条哩。
过高的公务接待消费损害了政府的诚信形象，挤掉了民生投入。实事求是地讲，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温家宝总理还专门批示，要求多部门合作治理。好多地方也颁布过禁酒令，出台政策明确公务接待标准。有报道说，河南信阳、商丘等地采用“禁酒”铁腕治理公款吃喝，成效显著。我也期待这些地方的禁酒令长期坚持下去，起到社会风向标的作用，真正在节约财政支出，转变官员作风方面发挥实质性作用。但是，不久我又听到信阳新县计生委主任应酬饮酒过度死亡被记三等功的消息。看来，信阳的禁酒令也靠不住。从全国范围来看，公务招待费仍然居高不下。曾有报道说，我国各级党政机关公款吃喝每年要消耗三千亿，数目惊人。“假茅台”闹剧不过是公务接待腐败的一个缩影而已。
那么，如何降低过高的公务接待消费呢？经济学者焦建国认为，“公务接待的核心是财政制度问题。在一定意义上，所有的腐败都是财政的腐败，没有严格控制的职务消费就成为腐败的渊薮。要让官员们“小气”起来的根本方法就是让预算软约束硬起来。”我对此表示赞同。由于财政预算随意性大，对公务接待隐性腐败的整治多停留在曝光、谴责的层面，对公务接待过多过滥的监督与处罚措施比较疲软，而且有的地方“上梁不正下梁歪”，难从根本上动摇公务接待腐败的根基。
依我看，要堵上公务接待消费黑洞，有两项制度要执行到位。一是把公款招待腐败与官员乌纱帽挂钩；二是约束财政预算，扎紧公共钱袋子。比如，实行“谁签字、谁负责”的制度，对于接待理由不充分或者超出标准的接待支出一律由签字人埋单。
从长远来看，降低公务接待消费应从制度上升到法律层面，像治理贪污受贿一样治理公务接待腐败，官员出于高昂的违法成本，也会有所顾忌，从而逐步打破公务接待消费信马由缰的尴尬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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