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飙车案件侦结，开始进入审判程序。日前，死难者谭卓的父母与肇事者家属达成赔偿协议，后者向前者支付一次性赔偿和养老生活费共计113万元。尽管经济赔偿并不代表免除刑责，可网络上仍显出强烈的失望情绪。一种代表性的看法是，这近似于用钱赎罪或以钱买刑，体现的仍是有钱能使鬼推磨的霸道逻辑，因而，网络舆论产生了失落感，认为白费了先前的努力。
网络舆论对赔偿协议报以某种程度的沮丧感，源于此案前景的不确定性。纵观飙车案的进程，网络舆论对它的推动功不可没。无论是对警方70码的质疑，还是引发杭州市长的批示，以及让市委书记严令整治城市飙车之害，没有网络舆论制造持续的压力，这一切很可能不会出现。网络舆论始终反对权贵利用潜规则脱罪，如今张力下降，也令舆论在方向上感到迷茫。
抚慰网络舆论在此事件上的郁结，对树立强健的悲观主义尤为必要。其实，除去私人化的补偿协议，网络舆论并没有失去寄予此案的公共目标，亦即：促成当局检视非法飙车对城市秩序的危害，检讨现有管理弛废的现实，重新设计管制措施以贴近民意，呼应市民普遍的安全需求。由此，网络舆论体现出公益性和现实价值，它们不会随赔偿协议而减损，这是舆论的力量所在。
至于网络舆论心心念念的那些，比如击败权贵阴谋，达成法治以及分享公义，总之是实现一个清平世界。如此宏观愿景，网络舆论在杭州飙车案上同样有寄托，但仅凭一事一时之功，恐难求得速成。甚至于，在相当多的个案上，还要忍受责任方对网络舆论的无动于衷，甚至是以各种手段干扰网络舆论。公益性质的网络舆论必定要处在复杂的境况中，惟有锻造耐性方能有作为。
网络舆论确实有着脆弱的一面，它的焦点总在快速变换中，它有选择地关注事件，对事件上的各种“标签”情有独钟，例如杭州飙车案中的“狂妄冷漠的富二代”、“上进有为的平民子弟”等，再或邓玉娇案中“胡作非为的恶吏”、“自卫反击的弱女子”等。还有论者不无忧虑地指出，官僚阶层对网络舆论渐有脱敏之感，这使得网络舆论对社会丑恶现象难以产生普遍效果。
网络舆论究竟能将社会愿景实现到何种地步，很难有定论；可缺乏网络舆论会造成什么恶果，却是一清二楚的。网络舆论不是世界的拯救者，它不过是由电脑前的每一个人的组成。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网络舆论可以让人不成为别的附庸物，或变形体。通过网络舆论，就像杭州飙车案、湖北邓玉娇案，民众不再被迫疏理身处的社会，声援别人的遭遇就等于关注自己。
对某些不计后果的官僚而言，罔顾网络舆论或许会取得短暂的逃避。但经由一个个事例的持续作用，网络舆论将会造成一种整体的格局。在这种格局下，社会不断整合自有力量，从而对那些疏远舆论、憎恨公共领域、进而抛弃公益的行为造成实质惩戒。尽管目前的力度尚未达到预期，但最主要的是，借由网络舆论与民众的相互塑造，无力者可以有力，无力者还能前行。
即便网络世界有谣言、假象、虚伪，也有搅局者、混淆视听者或造谣者，但只要网络舆论在正常地变动着，龙蛇不难甄别。而以网络舆论的韧性应对滥权者的耐心，重申民意抵制权力的销蚀，则是此中应有的含义。对此，参与形成公益性舆论的每个人都有责任。杭州飙车案中的赔偿协议不是终点，网络舆论也没有终点。它在路上，正因为没有胜利过，所以它才一定要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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