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圣祥
多数人都讨厌一个人，是否就可以集体投票剥夺他的生命？对任何理智尚存的人来说，这应该都只是一个常识。可当常识进入现实，却简直令人惊叹。《广州日报》报道，5月21日，一名32岁男子为追讨被拖欠款项，爬上了广州海珠桥，此乃自4月份以来的第12名跳海珠桥者。路人不但没有了原初那种“合法所得却要拿命来讨要”的同情，相反对其阻塞交通的行为十分不齿。更有一位六旬老伯悄然爬到跳桥男子身边，连拉带推将男子从高处摔下。跳桥男子手肘、腰椎骨折，可能面临瘫痪。老伯推人后不仅自称“为民除害”，而且简直就像一个英雄，先是坐在横梁上举手敬礼，落地后更是向道路两旁的支持者挥手致意。
跳楼跳桥讨薪，早已没有任何新鲜感可言，广州海珠桥更是“跳桥秀”者的常选之地。可是，虽然跳楼跳桥在大众眼中已经从同情慢慢转为厌恶，法治不彰的各种欠薪不公却依然大量存在，无论是正规的法律途径还是正规的政府部门，依然不能帮助他们根本解决问题或者所需成本巨大；弱势当事人又没有那么多的聪明才智去及时“创新”吸引眼球的另类方式，为了讨要合法劳动所得，依然只能靠重复上演“跳桥秀”来引起关注。
于是矛盾出现了：“跳桥秀”会破坏公共秩序，会阻塞公共交通，必然会影响到他人利益；对很多人来说，我可以关注你的不幸，当如果你呼唤正义的方式影响到了我的利益，那我就要讨厌你诅咒你，正如新闻现场的某广州市民所言，“这种人就想到自己的不幸，也不会顾及其他无辜受损失的市民，摔死也活该啦！”“跳桥秀”上演的越多，感到反感的人必然也越多，原有的那种对不幸者的同情心与正义感，就这样被慢慢吞噬殆尽了；当这种反感的情绪泛化开来，常常就能听到看客们诸如“你快跳啊，别浪费大家时间了”的冷漠刺激。这种情绪最过激的表现，莫过于新闻中黎老伯爬上去将跳桥者推下的举止。在那一刻，他以及他的支持者，似乎完全感觉不到这是在对一个弱者实施犯罪，是在故意伤害乃至故意杀人。
“为民除害”，多么令人心痛的暴政语言！所谓“害”者，不过是一个想讨要自己劳动所得的可怜人，倘若不是无路可走，谁又愿意爬到桥上去表演？可是，无论是谁，无论他多么可怜，只要他侵犯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即便所侵犯的最多不过是一种临时不便，那么他也立即成为“公害”了，被侵犯的多数人似乎就有权对侵犯者实施“暴政”。问题是，谁授予了你“为民除害”的权力？我很震惊，当一个自由人的生命健康安全被他人非法侵犯的时候，居然还有那么多看客高喊“阿伯好样的”、“阿伯加油”……我们最初的那种同情心哪里去了？
推人阿伯的推人初衷被很多人认为是正义的，网络媒体调查中的反对项用词居然也只是“老伯此举过于危险”，而律师在谈到老伯此举是否应负刑责时，竟然宣称应考虑“推人者的行为动机”。可是，如果仅仅因为跳桥者影响了道路交通，老伯不顾其生死地把他推下来就可以被认为“动机不坏”；那么无良老板欠了跳桥者的工资不给，岂不是直接可以成为杀人无罪的理由？倘若如此，当然再也不会有“跳楼秀”，可我们也跟着退入丛林社会了。
这一事件，不仅有对权利边界的认识模糊——他挡了你的路不能成为你摔死他的理由；更是典型的多数人暴政——所谓的公共利益被高度凌驾于少数人的基本人权之上。跳桥者有跳桥者的讨薪利益诉求，路人有路人的行路利益诉求，跳桥者当然应为侵犯路人的行路利益而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但这绝不意味着被侵犯者可以仰仗人多势众，就此联合起来实施“多数人暴政”，以公共利益的名义肆意侵犯跳桥者的基本人权，乃至剥夺其生命。在这里，我们不仅要呼救被多数人暴政吞噬殆尽的同情心，更该补一堂海珠桥上的人权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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