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贝宁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

　　在回程的飞机上，我情不自禁地想了很多小时候的事情。1976年，我出生于广东的一个军人家庭。童年有一段时间我和父母过着三地分居的生活，父亲在广东工作，母亲在沈阳，我则在武汉的亲戚家生活。那个时候对父亲的印象很模糊，只是电话里一个颇有磁性的声音和每次相见时，扎人的胡须和没完没了的亲吻。

　　在四岁之前，我叫撒宁。四岁那年，妈妈在沈阳生下了妹妹，不久后，爸爸告诉我，因为妈妈给妹妹取的名字叫“撒贝娜”，所以，我也哥随妹名，以后就叫撒贝宁。对我的新名字，很多小朋友都说听起来像外国名。　　

　　我从小就喜欢唱歌跳舞，在幼儿园上台表演从不怯场。父亲对我的这样的表现颇为得意，觉得我是得了他的真传。我的父亲十几岁时就已经是一名优秀的话剧演员了，在部队文工团的时候什么都能干，唱歌，跳舞，吹拉弹唱样样都能来一段，小时候我没事就去看父亲排练，觉得舞台上的父亲特别了不起。

　　崇拜归崇拜，私下里我对父亲却没有半点怕的意思。武汉有一句土话叫“七八九，嫌死狗”。我从小就好动淘气，幼儿园的老师甚至在我五岁时求我父母：“快点让撒贝宁上学吧，他在我们幼儿园影响其他的小朋友!”

　　有一次，我带着好几个小朋友去捉毛毛虫，害得他们回家的时候浑身都是被各种蚊蝇叮咬的包。一些家长找到幼儿园老师投诉。我父亲来接我的时候，老师又一五一十地讲给父亲听。看到父亲的脸色很难看，我想，回家肯定会挨揍。没想到，那天回家的路上，父亲还是和平常一样。等我提心吊胆地跟在他后面回到家里，父亲问我：你知道错了吗?我低着头小声地说：“知道了。”同时，抬起头来偷偷瞅了一眼父亲，出我意料，父亲和颜悦色地问我：“好吧，那你是想挨顿揍还是想我们坐下来好好谈谈?”

　　我当然不愿意挨揍了，虽然我不懂得好好谈谈意味着什么，但我明白父亲对我的态度，就像是对待一个和他同样的大人，没有以大欺小。 听到我的选择，父亲笑了。然后，哇哩哇啦对我说了好半天。我现在是一个字都记不得了，但父亲给我的那份平等，却让我收藏至今。　　

　　父亲那次恳谈，我到底还是没听进去。后来，我又因为捣蛋吃了一回大亏，正应了“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那一次父亲的巴掌结实地落在我的屁股上。

　　8岁那年，我带着妹妹和别的小伙伴到一个大游泳池边玩耍，一个孩子拉开了一个水泥盖，我们发现一个放水的铜水管阀门。我们像发现新大陆一样欢呼，充当孩子王的我更是勇敢地跳了下去想要拧开那个阀门，“叭”地一声，盖子砸在了我的头上，一阵剧痛之后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四周一片黑暗。

　　不知过了多久，我迷迷糊糊地听到了爸爸的声音，我面部三角区因撞上铜水管阀门，被拉开了一个大“V”形的伤口，伤口处鲜血直流。父亲一边气急败坏地打我屁股，一边飞快地抱着我到水龙头边冲洗伤口中的污垢

　　父亲的巴掌不由分说地落在我的身上，狠狠地，利落地打了几下。那种疼痛和着伤口的疼痛，留在了我的记忆深处。我第一次知道了，要想生活得平安快乐，就必须遵守一定的规矩。

　　在后来的很多年里，我都会想起父亲的这次巴掌，我想这次父亲没有给我选择的机会，不是因为父亲不爱我。父亲的爱是坚硬的，他用那样坚决的巴掌告诉我，不守规矩的下场，只有创伤和承受。　　

　　从武汉一中保送到北京大学法学院，再被保研，然后毕业后分配到央视，也许我是别人眼中的天才少年，对我父亲来说却是他意料之中的事情。说起来，我现在和父亲是同行，子承父业，不是中国传统吗?我的父亲现在在湖北省电视台的电视剧制作中心工作。

　　平时我的学习成绩很好，可小学考初中，我竟以0.5分之差没能考上市重点。爸爸也替我惋惜，但还是鼓励我：“只要你能吸取教训，机会还是有的，哪能遇到一点挫折就退缩不前呢?”我感到很受鼓舞，那以后，玩心收敛了不少，后来初中毕业时，终于考上了重点高中。

　　1994年，我作为文艺特长生被北京大学法律系录取。到了大学，我已过了顽皮的年龄，当然不再淘气，而当年一直被父亲小心呵护的活泼好动的天性则保留了下来。我成了学校里的活跃分子，各类活动都尽量参加，特别是演讲比赛几乎场场不落，被人戏称为“演讲专业户”。

　　我想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大四快结束时，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栏目到学校招聘，老师才极力推荐了我。若是父亲当年对那个顽童横加打击、声色俱厉的话，我在大学里怕也不会有什么声息了。如今，在父亲的调教下，我坐在了央视主持人的位置上，我想告诉他：爸爸，您当年的苦心没有白费，您那个爬高下低、“惹是生非”的顽皮儿子已经长大了。

　　在那次改变我命运的央视主持人大赛上，有一道题目是自己制作一期节目。我准备到湖北采访两个被遗弃小女孩的故事。想到自己父亲拍了多年电视剧，就打电话听听他的意见。父亲果然有一套，教我怎么抓住人物的内心，如何把一个故事讲得更生动。这是上大学以来，我第一次就“业务”内容向父亲请教，父亲毫无保留的传授，让身在北京的我真想离他近些再近些。凭着父亲告诉我的经验，我把一个血淋淋的案子，拍摄得就像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故事，而受害者，仿佛就是邻家小女孩。这个透着成熟之风的作品，自然是为当年那个尚未出校门的25岁的研一学生增了不少分。我脱颖而出成为大赛冠军。当我在接受鲜花和掌声时，我多想告诉父亲，这些也是属于他的。多年来正是因为他的言传身教，才有了我的今天。

　　真正和父亲做了同行后，我们之间反而很少谈论工作上的事情。主要是我工作学业太忙。有一段时间，因为工作和学业矛盾太大，一方面作为北大保送的研究生一二年级课业繁重，另一方面，《今日说法》作为一个新开的栏目竞争也相当激烈。我的理想是成为一个法治工作的宣传者，二者都是我的所爱啊，鱼和熊掌我都想要。但是一个人的精力实在有限，每天恨不得变出48个小时来，还不顶用。

　　我没有把自己的烦恼跟父亲说。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成年人，应该有能力去面对了。父亲也没有在电话里过多地追问。只是每次打电话来说，这些时晚上是不是没有休息好，看到你的黑眼圈了。也只有我的父亲，才能从我的节目里听出我的感冒，听出我的心情好坏来。父亲在电话里和我谈话的内容还包括关于我服饰的搭配，演播室的灯光。我不得不感叹父爱的伟力。它能让一个原本粗犷的男人变得无限细致起来。

　　去年，我终于完成了研究生学业，并如愿以偿地进入了中央电视台，成为一名正式员工。虽然比原定计划晚了两年毕业，但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家里人时，竟听到父亲在电话里说话的声音有些微微发颤。

　　不知何时起，父亲对我依恋起来，家里重要的事情都会和我商量。比如妹妹大学毕业后，适不适合到北京去发展?如果去，做什么?我知道，这些事情，作为一家之长的父亲是可以做主的，他问我的想法，只是他有意让我感受到家庭的责任罢了。

　　现在，我和父亲的对话，更多的是两个男人之间的对话，更像朋友的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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