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牍书”蛮实用 退休教师收集蒙学教材2万余册

　　记者翻开一本泛黄的《女儿三字经》：“早早起，烧茶汤，勤梳洗，学针线……坐莫摇，行莫走，讲话句，莫言短……敬双亲，爱干净，莫懒身，莫作声。”老谢认为，这些教材虽未脱离封建色彩，但也有一些可取的内容，现在看来也非常有趣。

　　清末至民国初期的“尺牍书”是很实用的教材。它教孩子们，怎么写信，怎么写假条和告示，对父母亲友都该用哪些尊称，各类文体的开头、结尾都该按照什么模式来写，“这是后来的应用文教材的雏形。”

　　民国时期至解放初期，为了启发民智，还出现了一类“扫盲书”，它主要是针对一些不识字的农民的，可算是蒙学中的蒙学，受到了农民们的欢迎，也为新思想的传播奠定了基础。

　　到了民国时期，各式教材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那个时候，语文被称为国文或国语，数学被称为算式，思想政治被称为修身。新式、新编……几乎所有教材封面上都有个新字。

　　昨天一道参观陈列室的还有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副会长王泰栋。他最推崇的是余姚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杨贤江编撰的《新法公民教科书》。这套教科书一共3册，在旧书市场上要卖800多元。全书以通俗、生动的语言，教人们怎么做一个合格的公民。

□记者 童程红／文 许天长／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