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讲坛特邀主讲嘉宾刘强：国学的本质是人学

三江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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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强，百家讲坛特邀主讲嘉宾，复旦大学文学博士，同济大学中文系副主任、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文学与文化、先秦诸子经典、古典诗学等。近年来致力于传统文化经典的现代阐释与传播。著有《世说新语会评》、《曾胡治兵语录译注》、《今月曾经照古人：古诗今读》、《竹林七贤》、《世说学引论》、《有竹居新评世说新语》等。曾在央视《百家讲坛》开讲《竹林七贤》，广受关注。

３月１日，他应邀在宁波市图书馆“天一讲堂”作专题讲座。

记者：说起历史，很多人一般关注先秦和唐宋明清，而对魏晋比较陌生，您如何评价那个年代？

刘强：确实，魏晋这个时代在中国历史上常常被我们忽略。我们一般都知道汉、唐、宋，然后元、明、清，甚至先秦、春秋战国，对这些时代比较熟，但就是这个魏晋，夹在中间让我们觉得有点模模糊糊的感觉。其实，在中国历史上，我把魏晋比作历史长河中的一个像三峡一样的地方———一个景点、一个时段。魏晋这个时代几百年，兵荒马乱，但是出现了很多了不起的文学家、哲学家、艺术家。可以说，没有魏晋就没有盛唐，没有那么成熟的文化艺术。要了解魏晋这个时代，必须要读《世说新语》。《世说新语》是中国人的一部智慧之书、趣味之书和性情之书，也是一部儒释道交融、文史哲会通的人文经典。

记者：研究中国传统文化，魏晋是个绕不过去的时代，对于魏晋有个专用词：“魏晋风度”，请给我们解读一下您所理解的“魏晋风度”。 

刘强：我个人的理解是：所谓魏晋风度，是指汉末魏晋时期形成的一种时代精神和人格理想，具体说就是指受道家学说和玄学清谈思潮的影响，而产生的一种追求自然、自我、自由的时代风气，以及由此在上层贵族阶层中形成的一种超越性的人生价值观和审美性的人格气度。如果把这一概念的内涵进一步细化为三个关键词，就是风骨、风度、风流。“风骨”更偏重于骨气、正气，即孟子所谓的浩然之气；“风度”则偏重于神韵、气度、识度；“风流”则走向人生的审美和超越。

“魏晋风度”这个命题来自鲁迅，时年４６岁的鲁迅在广州作了一个现在看来十分重要的演讲，叫做《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后来收入杂文集———《而已集》。１９４０年，著名美学家宗白华先生写了一篇题为《论世说新语与晋人的美》的论文。在这篇屡被称引的论文中，他提出了几个重要的观点：第一个就是：“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最苦痛的时代……然而也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第二，就是两个“发现”说。他说：“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正是这两个“发现”塑造了“晋人的美”。第三，宗先生提出了“中国美学竟是出发于‘人物品藻’之美学”的观点。这本身也可说是美学上的一个重大“发现”。

而事实证明，“竹林七贤”对魏晋的风度产生了莫大的影响。不仅因为上述每一种风气差不多都能找到他们的影子，还表现在他们的立身处世，无不彰显着对自然、自我和自由的不懈追求。

记者：“竹林七贤”作为中国非常著名的一个文人群体，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这七个人对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艺术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您觉得他们在当下的价值是什么？

刘强：我研究魏晋文学与文化好多年了，也特别喜欢这一时期的历史和人物，以及他们所展现出来的精神境界。

魏晋的人格美固然具有审美价值，但它离整个历史的大道毕竟还差了一些。所谓的“名士风度”，跟后来宋代儒家追求的“圣贤气象”还是有区别、有差距的。名士风度看起来很可爱，很值得欣赏，因为当时是一个乱世，在乱世中一个人能够把他生命的能量迸发出来，蚌病成珠，最后焕发出光彩，是很了不起的。但任何一个好的社会应该有一个价值体系，有一个大家都能遵循的东西，你不能说所有的人都可以为所欲为，为了追求个性就放浪形骸，就到处裸奔。

记者：有学者说：“魏晋南北朝可以说是中国美学思想史上的第二个黄金时代”，为什么这个时期会出那么多重要的书法家和艺术家？

刘强：这一时期，各种艺术样式都达到了空前的繁荣。汉代以前，很少有人是因为艺术上的成就而名垂青史的，而在魏晋，因为艺术而为后人敬仰膜拜的人层出不穷。史书的记载中，文体日益丰富，甚至书法的体式也被记录在案，这在前代是不可想象的。

魏晋时代是一个以自然为人生最高理想的时代。魏晋士人崇尚自然，寄情山水，强调个性的真实与自由。在这种审美追求指导下，魏晋时期的文学、绘画、书法等艺术门类都不同程度地呈现出一片空前繁荣的景象。

比如，“竹林七贤”的大多数人都是当时杰出的艺术家。阮籍、嵇康除了是思想家、文学家，还是一流的音乐家，他们都善弹古琴，都写过音乐论文。嵇康同时又是书法家和画家，他的草书被誉为草书妙品，唐代张彦远《书法会要》评嵇康为草书第二，而王羲之则屈居第八。嵇康的绘画造诣也很高，作品在唐代还有流传；他的古琴功底也十分了得，据说《广陵散》只有他一个人会弹。阮咸不仅妙解音律，听力超群，而且善弹琵琶，据说是一种“圆肚、长颈、四弦”琵琶的发明人，后来琵琶的别名就叫做“阮咸”，简称“阮”。这在中外音乐史上也是一个特例。可想而知，他们对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艺术之风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到了东晋，开始有了“艺术自觉”。据《世说新语·巧艺》记载，在人们心目中，艺术已经渐渐从“无用”变成了“有益”，儒家功利实用的价值观，渐渐地融入了道家的审美和价值观。“用”和“益”，虽然只是一字之差，其中所包含的价值判断的重心转移可以说是“划时代”的。如果中间没有经过“竹林七贤”的艺术创作，这种“自觉”恐怕是不可想象的。后来的人物画大师顾恺之，是“竹林七贤”的“粉丝”，他曾根据嵇康的“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为他画过像。

记者：有人说国学不是文学，而是经世之学。当下的人文精神和道德问题是很多人关注的。您觉得传统文化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特别在培养人文精神的方面。

刘强：我认为所谓国学，其本质就是人学，是成人之学、立人之学、达人之学、爱人之学。儒学的“儒”字，拆开来就是“人需”，所以儒学可以说是“人需之学”，儒家的道也可以说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的“人行之道”。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孔子的话也可以这样理解，礼乐是末，仁爱是本，没有仁爱之心的人，连人都不算了，礼乐对他又有什么用！

从《论语》此句可以看出，孔子是充满人道关怀的。“人”和“文”这两个字可以说是我们中国文化的核心。如果对人文情怀的培养只偏重在文本上，或者是外在的形式上，而没有落实到对人的充分尊重、关爱以及发展之上，那我觉得那样的人文教育是失败的，是只重视“智商”而忽视“情商”的教育。现在很多人可能很有知识但是缺少文化，他们懂很多东西，但就是不懂怎么做人，待人接物的时候没有“礼”，或者说心中知道该有这个“礼”，却没有真正的敬畏心。

记者：现在社会上有人开始有选择地恢复传统文化，比如恢复节庆仪式、毕业生穿汉服等，包括让孩子读《三字经》、《弟子规》等经典，您认同这样培养孩子的方式吗？

刘强：我有一个观点：世上最可爱也最值得爱的，一个就是人，其次就是书，我们除了要“爱人”，还要“爱书”，这就把“人”和“文”结合在一起了。所以，首先一定要让孩子多读书，包括《三字经》、《弟子规》，还有《论语》这样的古代经典之作。培养孩子的学习能力、判断能力和审美能力，特别是要告诉孩子怎么做人。家长一定要做好表率，教育的核心在家长，现在的家长希望孩子读书好，自己却不学习，这怎么能达到理想的效果呢？经典教育不是纯粹的知识教育，而是渗透着知识的人文教育、人格教育。小时候受过经典熏陶的孩子，长大后很少有厌学的，所以教育一定要从小抓起，从根子抓起，不能本末倒置。还有，家长教育孩子要讲究方法，学会尊重孩子的自尊心，教会孩子真正懂得“爱”人。

□记者 陈晓旻

图片由徐岚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