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器官捐献背后的故事：一边是死亡 一边是新生

　　越来越多的信心

　　协调员们坚持下去的动力，是重获新生的美好。

　　一个月前，华永飞刚给一名来自天台的夫妇做了肝移植手术。患者是个贫困的外来务工人员，肝硬化，原本希望渺茫。但是比他小了10来岁的老婆说，不惜一切代价要救。她没日没夜地打工，在没有确定肝源的情况下就卖掉了家里的房子，巴巴地等着，终于等到了，手术也很成功。

　　恩爱夫妻能白头，是件多么好的事。同病房的患者又感动又羡慕，同时也感慨：“在中国，捐献的人实在太少了，每人都想从锅里舀汤，却不愿往里头兑肉。”

　　旁边老公插了一句：“你能做到吗？如果我出了意外，你愿意捐出器官吗？”

　　老婆“啪”地打了他一下，“不是还要去赶飞机嘛，能不能不说这么难听，赶紧给我呸三声！”

　　华永飞在一旁听着，若有所思。

　　这是很多协调员的共识，器官捐献，其实不止是一个道德和伦理的问题，更是一个文化和生死观的问题。在中国的传统文化氛围下，很多人对于死亡连谈论都忌讳，何况真实面对呢？我们出行要看黄历、考试要求签、做生意结婚都要取黄道吉日，说到底，是不太愿意接受意外和痛苦；但一些西方国家，对于死亡要比我们坦然的多。很多人相信身边的人都是兄弟姐妹，死亡只是短暂地分开，最终都会生活在一起，这样就会慷慨很多。在美国，大部分州采用了领取驾照时登记捐献器官意愿的制度。纽约州规定，年满18岁的公民可在申领驾照或驾照延期申请表时，签字成为器官捐献者；比利时和西班牙，采取的政策则是“默认捐赠”：你必须明确拒绝，否则就等于你默认死后会捐献器官……而中国，你我之间，大家与小家之间，分得太清楚了。

　　但是，逐渐增长的捐献数字，也让协调员们对未来有了越来越多的信心。

　　鄞州二院器官捐献办公室副主任凌晖讲了这么一件事，11月1日晚上，鄞州人民医院有位重症病人脑死亡。他和章娉立即赶去时，病人家属都已经从湖北老家赶来，包括正在念高三的女儿小蔡。

　　当时，小蔡打破众亲友的一片沉默，第一个站出来表示同意：“爸爸总是要我做好人，要我尽可能地去帮助别人。他说过，做些好事，帮助别人，自己心里就会快乐。我相信，爸爸一定会支持我这么做。”

　　一番话，凌晖十分感动。得知小蔡家境困难，父亲出事后缺了顶梁柱，彻底失去了经历来源。凌晖当场表示，小蔡将来考上大学的学费和生活费，他愿意承担。

　　“努力了这么久，我从小蔡身上看到了这代人的希望。将来，我们会在这条路上走得越来越轻松。”凌晖说。从刚开始的困难重重，到现在一点点看到光明前景，“我们现在做得这些事情，最大的愿望就是若干年后，我们的国家不再有我们这支所谓的‘器官捐献协调员’队伍。”东南商报  记者 樊卓婧 陆麒雯 通讯员 谢美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