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段婚姻:幸福总会来敲门
“在舞台上的时候感觉很风光,似是整个大环境里的主角,台下的观众都会为你喝彩。但其实,身份还是很卑微,被很多人看不起,连对象都不好找。”台上风光,台下落寞,这种落差让年轻的张亚琴不知所措。
解放前的旧社会,戏子的地位极其低下,属于“下九流”的行当,只有贫寒人家的孩子才去学戏,这是一条无路可走时的出路。
到了婚嫁的年龄,身边年纪更小的姑娘都有了自己的归宿,而张亚琴还是一个人,每天沉浸于学唱走书之中。“好男人哪会娶一个唱戏的女子。”是无奈,也是宿命,正值青春年华的张亚琴,却从不敢奢望属于自己的爱情。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19岁,“婚姻”来袭时,张亚琴选择了顺从。她根据舅舅的撮合,嫁给孙厚荣。“当时只知道他人还不错,后来对我确实也挺好。”张亚琴说。
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没有曲折浪漫的追求与告白,新婚后的生活平淡如水,也相敬如宾。夫妻两人同为“戏子”,张亚琴在舞台上唱走书,丈夫则在旁拉二胡伴奏,生活就这样不温不火地过着。
1969年,命运再次向张亚琴展示了残酷,孙厚荣因病去世,还留下了大笔的债务。还清欠债,走出悲伤,张亚琴将所有的精力寄托到了蛟川走书的事业中。
今后的几年里,有不少曲艺、文化界的朋友想替张亚琴搭桥牵线,但是经历了第一次的“被动婚姻”,张亚琴已明确了本心,“不是‘依心依想’的,就不找”。
数年等待后,幸福来“敲门”了。
张亚琴在柴桥演出,时为镇海县农业局会计师的余加健正巧来此调研,途经会场。冥冥中的缘分,那匆匆的一瞥,给老余留下深刻的记忆。
第二次相遇是在梅山公社,故事也朝着美好的方向发展。一个在台上深情地唱着,一个在台下静静地听着,时间就此定格……
“我来给你们介绍,这位是大名鼎鼎的文艺工作者张亚琴同志,这位是余加健同志……”热情的梅山公社党委书记为他俩做起了介绍。自此,两人正式相识,生活也开始有了交集。
热情、爽朗的张亚琴让老余心动不已。老余的那辆“凤凰牌”自行车成了他俩的定情信物。只要一得空闲,老余就踩着“凤凰”,来看张亚琴演出。表演结束后,在“嘎吱、嘎吱”的脚踏板声中,老余再将疲惫的张亚琴送回住所,风雨无阻。爱情的种子慢慢在两人心中生根。
面对老余委婉的追求,两人社会地位的差距却让张亚琴举步不前。解放后,尽管社会大众的思想有了一定转变,张亚琴也从原先“跑江湖”的“戏子”变成了国家的“文艺工作者”,但在她的心中还存在着浓浓的自卑感。“一个国家干部,放着好好的对象不找,怎么去找一个唱戏的?”偶有的质疑声音,更是在张亚琴的伤口上“抹了盐”。
裹挟着烦恼忧虑,爱情的甜蜜在张亚琴心中发酵。这段感情最终能够开花结果,要感谢老余的大儿子。由于工作原因,余加健经常要到外地出差,接送张亚琴的任务就临时落到了大儿子身上。
其实,在年轻一辈中,早已没有了对“戏子”的偏见,“曲艺家”“文艺工作者”多好的职业啊。在一次接送途中,聪慧的大儿子替父亲开了口:“阿姨,如果你能成为我们的妈妈,那我们全家人做梦都会笑醒的。”诚恳倾诉,仿佛蜜罐,张亚琴不再彷徨。
第二段婚姻很美满,张亚琴也很满足,回忆起来,她笑着对我们说,“以前做梦都没有想过,我一个唱戏的,还能拥有这样的幸福。”
70多年的艺术生涯,张亚琴共收徒14人,记名弟子更是不计其数。如今88岁的她,已满头白发,但她仍常去社区、传承基地演出、教学。蛟川走书这个舞台,她从未离开。民俗文化的传承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蛟川走书也是一样。谈及自己的心愿,张亚琴说,是能把蛟川走书传承下去,只要还有一个人肯学,她就一直免费教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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