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造纸大王”金润庠：实业救国 为民谋福

延续竺梅先遗志

１９３７年，上海沦陷。１９３８年秋，竺梅先在奉化创办国际灾童教养院，收养６００多个战争孤儿。竺梅先担任院长，徐锦华和金润庠任副院长。

当时，金润庠是上海商会常务理事，他参与各界人士组成的上海抗敌后援会，被选为主席团主席之一。

他协助竺梅先筹捐资金，通过各种关系，从上海和宁波运来不少课桌、椅子、练习簿、书本、风琴等教学用具，教养院就这样办起来了。

不久，华丰、民丰两厂陷入敌手。日本人找到金润庠，逼迫他签合同，把厂房租给日本人。

金润庠左思右想，签，就等于是汉奸；不签，就是等死。

性命攸关，他只好携一家老小，东躲西藏，躲到了重庆。

然而，金润庠还是遭到汉奸的多次跟踪暗害。无奈弃厂抛眷，带着长子金志朗避居香港，被迫做贩运和掮客生意。

他曾劝慰好兄弟竺梅先一同前往香港：“你那６００个孩子，摊子铺得实在太大了，现在是自身难保啊。”

“我既然收养了他们，就不能只顾自己，半途而废。”竺梅先婉谢了兄弟的好意。

１９４１年５月，竺梅先在筹粮途中病逝。之后，民丰、华丰两厂均由金润庠掌控，竺梅先的儿子竺培农任副总经理。

１９４２年，汪伪政权企图胁迫民族资本家与日伪合作办厂。金润庠赶到上海，与汪伪政府多方谈判，最后由日方承租民丰、华丰两厂，金润庠再将所得租金在上海开办大同企业，经营地产、黄金买卖。

抗战胜利后，金润庠从日本人手中重新收回了民丰、华丰两厂，延续竺兄“实业救国”的遗志。

１９４９年，蒋介石试图拉拢金润庠去台湾，遭到金润庠的拒绝。国民党京沪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派人把飞机票送到金润庠的手里，他还是不为所动。

实在逃不过，他只好秘密避居上海圣保罗公寓。圣保罗公寓是在上海的外国人居住的地方，金志朗早已为父亲做好打算，租了一套公寓，以备不时之需。

汤恩伯一气之下，下令在嘉兴的军统特务炸毁民丰厂。

金润庠知道后，立即嘱咐厂里的人，用金条贿赂特务，才使民丰厂完好无损。

关心后代的成绩

当年，眼看着神州大地被日寇欺凌践踏，金润庠忧心不已。１９４２年，他的长孙出生了，他便给孙儿起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名字“辅政”，意思是中国的政治需要改变。

抗美援朝的时候，金润庠已经是“浙江首富”了，捐了三架战斗机的钱。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减轻国家的负担。

在金辅政的印象里，爷爷，跟普通人没什么区别。

略微发福的他佝偻着身材，看到孙儿辈就眯着眼睛慈爱地笑着；看到金辅政这个长房长孙，却总是板起脸来：“把成绩单给爷爷看看。”然后戴着老花镜，一栏一栏地看。

金辅政小时候活泼好动，成绩却很好，每门几乎都是最高分５分。可是爷爷看到了，从来不说一句好。

只有政治这一科，总是４分。爷爷扫了一眼，便吹胡子瞪眼：“为什么政治成绩最差？你想一想你的名字。”

其实，这扣掉的１分，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家的成分是资本家，另一方面，也的确是因为金辅政平日里调皮捣蛋。

在金辅政眼中，爷爷有些不拘小节。有时候在外忙生意回家晚了，也不兴师动众让人做一桌饭，往往是煎两个荷包蛋，一碗酱油汤，放点葱花，应付一下了事。

他吃得不多，却有些大腹便便，穿西装时，口袋里的商标总会被肥胖的身躯挤到外面，很不好看。

有人建议他“布料做宽松些就好了”。他摇摇头，笑笑说：“省布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