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海东
4月4日是温州老板林如新坚持施粥的最后一天。林老板从正月初五起就开设粥棚，救济穷困的打工者。他坦言，在爱心接力下资金、人手已不是问题，天气炎热、卫生条件难以保障是粥棚被迫关闭的原因。(4月7日东方早报)
施粥义举被迫停止了。不是温州老板林如新因资金短缺等问题令善行难以为继，也不是卫生监督部门故意找茬刁难义举。一个在按有关规定办事，一个却属自身“隐患”只能无奈收场。应该说，在现如今提倡奉互帮互助、献一片爱心，构建社会和谐的大背景之下，双方遭遇的尴尬有点“黑色幽默”的味道。这仅仅是个例吗？当然不是。
2007年山东寿光一草根义工组织“让花儿更加鲜艳地绽放”募捐义演，后被当地民政局以非法组织为由解散(《齐鲁晚报》报道)；2007年珠海民间慈善组织爱心义举活动遭遇身份尴尬，被当地民政部门叫停(《珠江晚报》报道)。
不难看出，义举尤其是民间组织的义举，遭遇尴尬并不鲜见，为什么会这样呢？笔者认为，民间义举之所以难续，应该探问我们的社会公益，如何“管”和怎样“扶”。
笔者看来，现如今社会公益“管”与“扶”的矛盾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民间组织没有依“法”行事，虽然热情很高，但存在种种“隐患”，政府有关部门无法坐视而不“管”；二是民间组织虽欲“证身”，走“合法”之路，但往往一事牵涉很多部门，缺乏相对统一的引导，任何一个部门即使想“扶”也不是凭一己之力就能办到的。
不解决上述两个矛盾，温州老板林如新的“施粥红日亭”，不是被卫生监督部门以“施粥人员没有健康证、卫生条件不符合规定”叫停，也要被民政部门以“社会团体必须要有业务主管单位才能在民政部门注册”的规定叫停。不仅如此，社会上涌现出的大大小小的慈善民间组织，也难逃被叫停的命运。
那么，如何解决这对矛盾呢？笔者认为，义举作为一种社会公益事业不仅是政府的事，更是全社会的事，所以首先要“扶”。公众既然有了献爱心、行义举之心，政府就该整合统一相关部门的办事窗口，为其提供便捷、高效的“绿色通道”，与此同时通过宣传，增加公众知晓度，让公众知道献爱心行义举的途径和手续。
不可否认，社会上的义举并不全是“纯洁”的，难免有些人打着“义举”的幌子“招摇撞骗”。为了杜绝这种现象，给社会公益事业“干净”的环境。政府在“扶”的时候，不但要“管”，而且要“管”好。从法律法规的高度，规范义举的操作流程，并使之公开化，接受社会舆论的监督，确保义举行为“不走样”、“不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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