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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为活着的人多考虑还是为将要死的人着想?
稿源: 郑州晚报   2009-04-21 08:40:42报料热线:81850000

  我收到一封信,标题很醒目:“该为活着的人多考虑还是为将要死的人着想?”

  写信的雪儿有相爱的老公,听话的女儿,但这个幸福家庭近来却因为公公的病屡屡产生矛盾。公公中年丧妻,雪儿婚后夫妻俩一直和公公一起过,彼此相处很好。公公的病一查出来就到了晚期,半年多来,夫妻俩轮替着在单位和医院之间奔波忙碌,雪儿并无半点怨言。

  然而病情并没有得到控制,几天前医院提出可做一个手术,报出的费用吓了夫妻俩一跳,这个家庭倾其所有的积蓄还不够手术费的三分之一。但为了救命,雪儿还是毫不犹豫地将存款全部取出,并且回到娘家求援。最后在朋友的帮助下总算凑够了手术费,可临到术前医生最后的一句话却让她退缩了(有个别医生甚至到最后也不讲明这样的话)。医生说:“其实手术真的没多大意义,因为最后的结果是一样的,区别只在时间上而已。而且不可能是一次手术,还需要一大笔费用来保证今后的手术。”

  两人的矛盾由此产生。老公不仅开始为了下次手术到处借钱,并且希望雪儿也尽一切可能出去借钱。雪儿不同意,说你是孝子我能理解,但总不能不为今后的生活和女儿考虑吧。如果现在背负一身的债务,结果是老人能好起来我也会试着去做,可是结果并不如此呀。老公无法接受雪儿的意见,固执地认为她不愿意抢救父亲,于是多次发生争吵,甚至危及到夫妻感情。雪儿很迷茫,于是写信问我:到底应该为活着的人多想,还是不管不顾地去做不可能挽回的事?

  对这封信我斟酌再三,觉得并不好回。

  亲人得了重病,即使是不治之症,许多家庭仍会不惜举债,这似乎是发生在中国社会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医生的告诫不过是把怎样治疗的选择推给了亲属和子女。作为儿子当然要不顾一切抢救父亲,哪怕让亲人多留在世上一天;而作为儿媳却觉得这样做并不理智。面对医生的判断,我觉得雪儿和其老公的态度都可以理解。几年前曾曝出天价药费,为抢救一个垂危老人,家属竟付出550万元的医药费。雪儿害怕沉重的债务影响到未来的生活,年幼的女儿还要读书,中国的教育费用对于许多家庭都是一笔并不轻松的负担。更重要的是,如果这样的努力能挽救亲人的生命也还值得,最怕的结果是“人财两空”。

  那么,什么样的治疗是必要的,什么样的治疗是过度医疗呢?

  我曾和一些欧美朋友探讨过这方面的问题。他们说,在欧美一些国家医生治病要经过保险公司的批准。该实施怎样的治疗,包括手术药物的费用,都得经保险公司审批,而只要经过保险公司批准的费用都不会转嫁到个人头上。当然,负责审批的是医学专家,有丰富的诊疗经验,他们会根据患者的病情对治疗方案加以指导。这样,既可保证病人得到及时有效的救助,也可避免过度医疗。一位美国朋友的哥哥几年前患了脑癌,在一年多反复进出医院的治疗之后,他被安排回到家中等待最后的时刻。这并不意味着失去医疗,仍然有医护人员来家中护理,比如输液、止痛等措施,但不再占用医院的床位,也不再进行无谓的手术。他告诉我,在美国许多人是在家中、在亲人的环绕下离世的,他们走得平静安详,这同样是人道的。

  在中国,覆盖全民的医保制度还未真正建立,现阶段治病对于普通人而言仍然意味着巨额的花费。即使获得医保的人,在医院也要不断面对是否“自费”的选择。常会听到医生这样询问:“药是用进口的还是普通的?”大量的进口药是自费药,价格昂贵,据说效果优于普通药物,但也未见得一定都好。

  我的一位朋友患高血压,在一年多的治疗中,许多进口药都试过了,效果最好的竟然是四元一瓶的复方降压灵。

  一个人到医院看病,就等于把自己交给了医生,应当由医生决定适当的治疗方案,比如应不应当住院,应不应当手术,是用进口药还是普通药,这些都应以疗效为标准。患者及其家属通常不会有多少医学知识,这方面和医院、医生的信息完全不对称,是毫无疑问的弱势群体。因此,把怎样治疗的选择“简单化”地推到家属面前有时不仅是残忍的,也是不负责任的。这不仅会产生许多“过度治疗”,甚至还会多出许多对患者有害无利的“错误治疗。”

  但这一切在目前中国追求市场效益的医疗体制下似乎难以避免。医生的医德自然要受到监督,而天下的事情只有道德的规范终是软弱无力的。

  我们只能对医疗体制的深化改革拭目以待。

  我不知道雪儿夫妇最终会怎样选择,但愿他们的选择能够使自己安心,也使老人走得安详。

编辑: 张晓纠错:171964650@qq.com

该为活着的人多考虑还是为将要死的人着想?

稿源: 郑州晚报 2009-04-21 08:40:42

  我收到一封信,标题很醒目:“该为活着的人多考虑还是为将要死的人着想?”

  写信的雪儿有相爱的老公,听话的女儿,但这个幸福家庭近来却因为公公的病屡屡产生矛盾。公公中年丧妻,雪儿婚后夫妻俩一直和公公一起过,彼此相处很好。公公的病一查出来就到了晚期,半年多来,夫妻俩轮替着在单位和医院之间奔波忙碌,雪儿并无半点怨言。

  然而病情并没有得到控制,几天前医院提出可做一个手术,报出的费用吓了夫妻俩一跳,这个家庭倾其所有的积蓄还不够手术费的三分之一。但为了救命,雪儿还是毫不犹豫地将存款全部取出,并且回到娘家求援。最后在朋友的帮助下总算凑够了手术费,可临到术前医生最后的一句话却让她退缩了(有个别医生甚至到最后也不讲明这样的话)。医生说:“其实手术真的没多大意义,因为最后的结果是一样的,区别只在时间上而已。而且不可能是一次手术,还需要一大笔费用来保证今后的手术。”

  两人的矛盾由此产生。老公不仅开始为了下次手术到处借钱,并且希望雪儿也尽一切可能出去借钱。雪儿不同意,说你是孝子我能理解,但总不能不为今后的生活和女儿考虑吧。如果现在背负一身的债务,结果是老人能好起来我也会试着去做,可是结果并不如此呀。老公无法接受雪儿的意见,固执地认为她不愿意抢救父亲,于是多次发生争吵,甚至危及到夫妻感情。雪儿很迷茫,于是写信问我:到底应该为活着的人多想,还是不管不顾地去做不可能挽回的事?

  对这封信我斟酌再三,觉得并不好回。

  亲人得了重病,即使是不治之症,许多家庭仍会不惜举债,这似乎是发生在中国社会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医生的告诫不过是把怎样治疗的选择推给了亲属和子女。作为儿子当然要不顾一切抢救父亲,哪怕让亲人多留在世上一天;而作为儿媳却觉得这样做并不理智。面对医生的判断,我觉得雪儿和其老公的态度都可以理解。几年前曾曝出天价药费,为抢救一个垂危老人,家属竟付出550万元的医药费。雪儿害怕沉重的债务影响到未来的生活,年幼的女儿还要读书,中国的教育费用对于许多家庭都是一笔并不轻松的负担。更重要的是,如果这样的努力能挽救亲人的生命也还值得,最怕的结果是“人财两空”。

  那么,什么样的治疗是必要的,什么样的治疗是过度医疗呢?

  我曾和一些欧美朋友探讨过这方面的问题。他们说,在欧美一些国家医生治病要经过保险公司的批准。该实施怎样的治疗,包括手术药物的费用,都得经保险公司审批,而只要经过保险公司批准的费用都不会转嫁到个人头上。当然,负责审批的是医学专家,有丰富的诊疗经验,他们会根据患者的病情对治疗方案加以指导。这样,既可保证病人得到及时有效的救助,也可避免过度医疗。一位美国朋友的哥哥几年前患了脑癌,在一年多反复进出医院的治疗之后,他被安排回到家中等待最后的时刻。这并不意味着失去医疗,仍然有医护人员来家中护理,比如输液、止痛等措施,但不再占用医院的床位,也不再进行无谓的手术。他告诉我,在美国许多人是在家中、在亲人的环绕下离世的,他们走得平静安详,这同样是人道的。

  在中国,覆盖全民的医保制度还未真正建立,现阶段治病对于普通人而言仍然意味着巨额的花费。即使获得医保的人,在医院也要不断面对是否“自费”的选择。常会听到医生这样询问:“药是用进口的还是普通的?”大量的进口药是自费药,价格昂贵,据说效果优于普通药物,但也未见得一定都好。

  我的一位朋友患高血压,在一年多的治疗中,许多进口药都试过了,效果最好的竟然是四元一瓶的复方降压灵。

  一个人到医院看病,就等于把自己交给了医生,应当由医生决定适当的治疗方案,比如应不应当住院,应不应当手术,是用进口药还是普通药,这些都应以疗效为标准。患者及其家属通常不会有多少医学知识,这方面和医院、医生的信息完全不对称,是毫无疑问的弱势群体。因此,把怎样治疗的选择“简单化”地推到家属面前有时不仅是残忍的,也是不负责任的。这不仅会产生许多“过度治疗”,甚至还会多出许多对患者有害无利的“错误治疗。”

  但这一切在目前中国追求市场效益的医疗体制下似乎难以避免。医生的医德自然要受到监督,而天下的事情只有道德的规范终是软弱无力的。

  我们只能对医疗体制的深化改革拭目以待。

  我不知道雪儿夫妇最终会怎样选择,但愿他们的选择能够使自己安心,也使老人走得安详。

纠错:171964650@qq.com 编辑: 张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