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河西
4月22日下午，反映南京大屠杀史实的电影《南京！南京！》在全国正式公映。随着本片的公映，以南京大屠杀为核心话题之一的中日历史问题纠葛，势必再度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
日本学者小岛洁和沟口雄三分别在2000年第3期《读书》杂志上发表的《思考的前提》和《“战争与革命”之于日本人》两文，基本上可代表日本部分知识分子对待南京大屠杀的态度：不是简单地斥责日本侵略者的不正当性、残酷性和违反人性的犯罪，而是思考战争与革命在中日之间“相互缠绕的历史”。
小岛洁重申，中国所称的南京大屠杀遇难者30万，这个数字在日本存在争议。小岛洁并不主张拘泥于数字本身，而将着眼点放在地域政治学的研究上，但连小岛洁本人也认为：“应该看到，被确认的数字之间有很大距离，这一事实本身就具有在人们意识中制造所有的数字都不值得信赖的印象。”2007年，日本导演水岛总拍摄的纪录片《南京》否认南京大屠杀，引起轩然大波。可是与此同时，像都留文科大学教授笠原十九司、早稻田大学教授洞富雄那样提出南京大屠杀遇难者至少在十数万人以上的学者，在日本同样不乏其人。而在两个极端的中间，则是一种折中的态度，基本上以冈村宁次在《冈村宁次阵中感想录》中的数字为依据：4万至5万人被屠杀。
这些多元化的表述并不能成为将日本简单化地想像为一个不能正视历史的民族的证据。将他们一勺烩，和在电影中将日本军人都描述为欲壑难填的“禽兽”一样，可能是一种情绪化的方法。在侵华日军中，有一位日后以拍摄平淡日常故事而闻名的电影大师——步兵下士小津安二郎。很难将小津与杀人不眨眼的侵略者联系起来，他在战后也极少提及这段历史，更不要说反思和忏悔了。
小津用沉默代替了发言，就像战时的日本军人用顺从代替了抗命不遵一样。所有的日本军人都是国家机器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沟口雄三认为，日本侵华建立在现代优劣史观上，也就是说，战时日本竟然认为，它的侵略统治帮助推进了中国大陆的现代化进程，而中国则是一个落后国家，需要日本这样的先进国家来“共荣”。这直接导致了日本军人在杀戮时的心理优势。
同时，和德国“少年党卫军”极其相似，日本也有这样专门培养青少年的组织机构，三天两头大练兵，梦想有朝一日，这些孩子能摆脱日本民族的亚洲身份，和欧洲的列强平起平坐。这样培育出来的军人死心塌地要成为国家机器的一分子。他们是流水线上的一环，是螺丝钉，将他们拆开可能一无是处，但当他们组合起来，他们就能焕发出惊人的战斗力。他们要献身，要体现出他们对天皇的无限忠诚，他们要杀人和强奸，但就是不要独立思考的头脑！
日本战后对南京大屠杀中中国遇难者的数字斤斤计较，对这一数字的质疑到了极端虚无的地步，这使屠杀的真相在日本变得扑朔迷离，也使日本右翼淡化罪责有了可乘之机。美国记者戴维·贝尔加米尼1614页的巨著《日本天皇的阴谋》开篇第一章就写《南京浩劫》，可是日本学者升味准之辅四卷本的《日本政治史》和远山茂树三卷本的《日本近现代史》，似乎都对南京大屠杀讳莫如深，对于这段中美学者大书特书的历史全都一笔带过。甲级战犯重光葵(1945年以外务大臣身份代表天皇签署投降书)的回忆录《日本侵华内幕》，也对南京大屠杀几乎只字不提。
这种对立关系也代表了两种态度和两种叙事模式。对于中国人来说，南京大屠杀是重要的民族创伤记忆，也是民族独立前黑暗生活的极端写照，它的存在证明了，民族自强才能抵御外族的正确性，所以30万这个数字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但是在一些日本人看来，纠缠于南京大屠杀中无法确认的数字，却对日本学界的反思声音视若无物，是一种政治态度——比如，家永三郎为教科书中应正确书写日本侵略历史而坚持的旷日持久的诉讼、批评家津田道夫对日本人不肯正视战争的正义指责，都被东史郎败诉后中国愤怒的民族主义情绪所淹没——而亚洲某些国家对战后日本仍作为头号敌人的军事威胁，则让日本民族主义和否认南京大屠杀的论调有了生存的土壤。从某种程度上看，日本右翼的崛起也是一种“反应性崛起”，也使得各国在历史问题上仍将“各执一词”，相互缠绕。
在南京大屠杀的问题上，历史有待正视，各方声音有待倾听。如日方某些人以强硬姿态自视政治正确，则不免鸡对鸭讲各说各话。石原慎太郎的《日本可以说不》同样是民族主义情绪极端化的产物。从《日本可以说不》对中国的影响来看，小岛洁所说的中日“相互缠绕的历史”恐怕仍将继续。
(作者系媒体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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