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十年砍柴
最近，中国民营经济非常发达的地区——— 浙江温州，爆出的新闻不少。官员公款旅游、区委书记滞留国外、大批官员低价购买安置房……这两天，当地司法部门在瓯江帆影广场举行“严打”整治公开宣判处理大会，逮捕65名犯罪嫌疑人，并对32名刑事被告人进行公开宣判。(4月27日《法制日报》)
游街、示众的惩罚方式由来已久，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其实一点也不值得惊奇。但令人欣慰的是，此消息一出，网络上除少数人认为这种方式对违法犯罪有强大的震慑力外，多数人认为这种行为严重违法。犯罪嫌疑人也有人格权，任何人任何机构不能超越法律的范围去惩罚他。
网民意见几乎一边倒的现象说明什么呢?说明随着资讯的发达、社会的开放，现代文明规则和法治意识深入到普通人心中。与普通人的进步比较，一些管理社会的官员还在原地踏步，有些领域甚至在往后退。
中国古代官府的治理理念是：老百姓需要管理，老百姓需要教育。但现实往往是：最需要管理的和教育的是官吏们。以温州近期的重大新闻为例，一方面处理官员是手下留情，区委书记去法国不归，当地政府派人远赴欧洲劝归，毫无效果后才采取党纪处理;众官员低价买安置房，在强大的舆论下先是装聋作哑，后是“双规”一个处级官员来应付。官官相护在中国之所以能存在几千年，就是因为都处于同一利益体内，有同样的行事逻辑，“护”别人就是保护自己。而对小老百姓违法犯罪之事，则就是雷霆万钧，无所不用其极。
“两抢”之类的犯罪行为当然要受到严惩，但严惩前面一定要加上“依法”的修饰语，这个“依法”不仅包括实体法，也包括程序法。而且在复杂的转型时期，这种师法老祖宗的“耻辱刑”能否起到震慑作用，还得打个问号。
“耻辱刑”在中外都曾长期存在过，尤其在中国，据说尧舜禹时代，就有“上刑赭衣不纯，中刑杂屦，下刑墨幪，以居州里，而民耻之”的象刑，即靠外表来标明犯罪者的身份，让他觉得丢脸，后来的“髡发”、“墨面”都是这种耻辱刑。“耻辱刑”长期存在有其历史的原因，中国长期是农耕社会，也就是个熟人社会，人员流动不大，宗法秩序是基本的社会秩序，耻感文化对普通人影响至深。但这样的“耻辱刑”也就是对一些小偷小摸者有震慑作用，而对江湖大盗几乎无用，《水浒传》中上梁山的人，有多少脸上刺字?他们难道会觉得是耻辱?
这几年来中国诸多城市尤其是广东、浙江等发达地区的城市中，“两抢”行为屡有发生，影响到居民的正常生活。这种“两抢”行为猖獗有其社会原因：大量人口涌进城市，城市不能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可能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显然只能是增加就业机会，加大对待就业人员的培训等等。当然，也要辅之以对犯罪行为的打击。这类广场宣判的“耻辱刑”形式，我以为只能增加公众的反感，毫无正面效益。那些惯犯，根本不会把人格受辱当回事。而被生活所迫不得不铤而走险的人，在生存的压力面前，廉耻之心也将退位。这种做法还有可能让初犯者更加仇视社会，并不会安心改造。
这样的道理，我想作出公开宣判处理决定的司法界人士不是不明白，但为什么对“耻辱刑”尚有路径依赖呢?那是因为尊重普通人人权的司法惩戒方式，必须建立在相配套的政治制度的基础上。这个问题不解决，在老地盘上，自然就会循老路。不管其名词如何变换，其文化内核是不变的。比如疯狂的“文革”时期，标榜反封建的造反者，最中意的惩罚方式就是“戴高帽”、“剃阴阳头”这种“耻辱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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