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圣祥
复旦大学经过专家考试和校招生领导小组讨论，把38岁的蔡伟列入了2009年度博士生拟录取名单，导师为古文字学泰斗裘锡圭先生。38岁读博士并不稀罕，稀罕的是蔡伟只有高中学历，下岗十余年——8个月前，他还在辽宁锦州蹬三轮养家糊口，从未想过人生最大的转折即将到来。
38岁高中学历，从三轮车夫到复旦大学博士生，这无疑是当今背负种种恶名高教体制下，相当难得流淌出的一曲教育佳话。这背后，既有一个年轻人对一门学问心无旁骛、不求名利的热爱与执着——如裘锡圭先生所言，“现在搞古文字的，很多名义上是教授了，实际上没有他这个水平。有些地方，我也没有他这个水平”；更有一位学者惜才的慧眼与一所大学开放的心胸——为招收只有高中学历的蔡伟，复旦曾专门去了一趟教育部，和相关部门作了沟通。
遗憾之处在于，一旦某个故事成为佳话，事实上也意味着它在现实生活中只能是一个极小概率的事件，而且往往都是不可复制的。换言之，破格录取的故事必然很少，蔡伟这样的优秀人才却可能有很多。将蔡伟阻挡在正常研究生招生体制之外的，一是学历，二是英语。光是这两条，就会让很多优秀的人才与他们心爱的专业深造机会失之交臂。
与此相关一个最知名的故事，应属美术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陈丹青愤然出走清华大学。让他感到不可忍受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众多投考他的学生中，有许多艺术气质、修养和专业成绩都很优秀，却因为政治和英语成绩不及格而落榜。当他发现自己根本无力改变体制的弊端，于是选择了同这种荒谬的体制告别。
与那些因为荒谬的体制弊端而无缘进入陈丹青门下的优秀学生相比，蔡伟当然要幸运得多，因为复旦给了他的导师可以自主招生而无需经过统考的特权。然而我们也不难发现，蔡伟的幸运，其实只是因为绝大多数的人都必须面对一个倍显荒谬的招生体制。正因为现行招生体制的僵化和荒谬，才凸显了蔡伟经历的“佳话性”；而在一个正常的体制里，他现在所得的可能只是他多年努力的一种应得结果而已。
陈丹青所痛切指出的教育弊端并非多么高明的洞见，相反却几乎是教授们的共识，只不过选择抗争的只有陈丹青等少数人，大多数人都选择了沉默，乃至于始终用实际行动固化着旧有体制；同样，“蔡伟佳话”如果只是被解读为“大学代代相传的气度和精神”，而不能去直面和反思蔡伟之外绝大多数人都在被动承受的体制弊端，则任何过度的褒贬或阐释都会显得很无聊。
在僵化的体制弊端面前，无论是有良知教授的出走，还是优秀人才的破格录取佳话，都只会越发反衬出现行教育体制中不合理规则的荒谬性与残忍性，都应该成为拷问和反思现行教育体制中不合理规则的一次契机。这个意义上，“陈丹青出走”既不只是陈丹青的私事，“蔡伟佳话”则更不应该只是一个墨守旧制语境下的励志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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