甬派客户端记者 施雯 特邀嘉宾 张延

在东钱湖的西岸，陶公山半岛如一道探入湖心的臂弯，将陶公、建设、利民三个村庄环抱。三村绕山成环、沿湖布列，石桥相连、巷弄相通，构成一座延续数百年的内湖渔村聚落。

从三村尾端的利民村起步，沿着湖岸徐行，粗粝的石阶层层叠叠地探入水中，石缝间缀着深绿的青苔，几艘小船在浅波里轻轻摇曳。

自元代以来，十余个家族陆续迁居至此，他们因湖而聚、依山而居，用数百年的时间编织成一张紧密的网，牢固地维系着这片水上乡土。

山，为他们挡住了外界的喧嚣；而湖，给予了生存的一切——饮用的水、果腹的鱼，也是连通四方、迎来送往的坦途。

自然的造化

东钱湖。徐丹/摄

陶公、建设、利民三村坐落的东钱湖，被天台山余脉环抱，静卧于宁绍平原之东。得其灌溉之利，这里曾是宁波最为富庶之地。

自西晋《答车茂安书》首载这片“广纵千顷”的湖泊起，人水共生的智慧便在此绵延：

唐天宝三年（744），县令陆南金主持首次系统性治理，“益浚而广之，其长八十里，灌田一百万余顷”，率众修筑八塘四堰，使东钱湖初具规模。

至宋代时，先有郡守李夷庚“因旧废址，增筑坚固”，但到了庆历七年（1047），王安石出任鄞县知县时，因“湖面葑草蔓生，蓄水萎缩，灌溉功能几近丧失”，遂动员民众兴修水利，展开一场系统整治：“除葑草、立湖界、起堤坝、决陂塘”，筑七堰九塘。

王安石像。图源宁波档案微信公号

经此治理，东钱湖重现“七乡三邑（鄞州、镇海、奉化）受沾濡”“虽大暑甚旱，而卒不知有凶年之忧”的盛景，《鄞县志》记载其最终形成“7堰11塘4闸1斗门”的完善格局。

南宋张津编纂的《乾道四明图经》载：“方圆广阔八百顷，傍山为固，叠石为塘八十里……中有四闸七堰，凡遇旱涸，开闸防水，溉田五十万亩。”据传，全盛时期的东钱湖，凡遇干旱，开闸放水，如将流经的七乡所有河道放满，一湖之水足够放满三次还有余。

此外，宋淳熙三年（1176）的诏书也提及鄞县十四乡中，东钱湖灌溉东部七乡，也就是说有半个鄞县之田皆受东钱湖水的灌溉。于是，一句“儿子要亲生，田要买东乡”便在民间流传开来，这“东乡”就是指东钱湖流域，道尽了这片土地的膏腴丰饶与安稳可靠。

水利兴则聚落生。湖西岸的陶公山，以面朝开阔湖面、背依青山屏障的优越格局，成为先民择居的首选。据《新编东钱湖志》载，这一带“村落背山面湖，沿湖而居”，建设、陶公、利民三村自西向东绵延分布，形成一座完整渔村聚落。

陶公山手绘古地图。图源宁波市东钱湖旅游度假区东钱湖镇陶公村、建设村、利民村历史文化名村保护规划(2021-2035年)规划文本

湖上的生计

从地理格局上看，陶公山半岛三面环水、一端接陆，形成一个相对独立又自成一体的地理单元，是避世隐居的理想之地，更深深滋养了环湖而生的三村，在此孕育出独特的内湖渔业文明。三村烟火，一脉湖山，皆由此奠定。

陶公山之名，便和一个归隐的传说有关。史载范蠡功成身退后，携西施泛舟至东钱湖畔伏牛山，自号“陶朱公”，后人遂改山名为“陶公山”。

遥想当年，范蠡青箬笠，绿蓑衣，一竿风月一湖秋。此情此景，恰如清代诗人李邺嗣所咏：“此地陶公有钓矶，湖山漠漠鹭群飞。渔翁网得鲜鳞去，不管人间吴越非。”

范蠡像。图源苏州市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这片与世隔绝的湖山，也成了无数避乱者的世外桃源。自元代曹、陈等家族率先迁入后，到明洪武年间因海禁政策，舟山四十六岛居民与福建南安忻氏等家族陆续迁来，再到清代渔民大规模入籍，不同时期的移民在此搭茅屋、筑埠头，沿山湖间的狭长腹地定居。

村庄顺山势环绕生长，渐渐形成主街沿湖、巷弄通水的聚落格局，“山挡风、湖藏船”的渔村形态由此成型，远望如一片扁舟静泊于碧波之上。

为适应渔业生产，先民在湖岸构筑起一套精巧的水工体系：一道道植满垂柳的止水墩蜿蜒伸展，既围合出避风泊船的内河港湾，也拓展出日常劳作的延伸空间。

墩上柳枝如烟，固岸成景；墩下活水潺潺，鱼塘星布，成为暂养渔获的天然仓库；较大的止水墩还设有晾晒渔网、加工鱼干的场地，构成完整的生产链条。

如今的“钱湖冬捕”活动。水贵仙/摄

每天拂晓，渔船从柳汀环抱的港湾驶向湖心；日暮时分，又载着满舱鳞光归来。

而东钱湖的碧波也从未辜负先民们的期许。据《浙江当代渔业史》记载，东钱湖是“旧时宁波少有的淡水养殖地”，鱼虾丰饶，光鱼类就有近50种。

不满足于内湖捕捞的渔民们，开始在湖水中“练兵”，演练出改变东海渔业史的“对网作业法”——两船并行，共拉一网。这种协作方式不仅让渔获倍增，更开创了一种新的生产方式。

每当农历八月十六后，湖面上便聚集起改造一新的船只。渔民们加宽、加长船体，并配备了简易的生活舱，已然做好了远征深海的准备。

利民村，正准备靠岸的村民。施雯/摄

在晨曦中，船队浩浩荡荡，翻堰过坝，经河入海，如候鸟般奔赴舟山渔场进行海洋捕捞，直至次年春末方归，年复一年，形成“湖练兵、海捕鱼”的独特节律。

至清光绪年间（1875-1908），已有五百余艘东钱湖渔船纵横舟山，“对网作业法”广为流传，“湖里老大”的名号响彻东海。

《中国渔业史》将这段因湖而海、由渔而兴的岁月，誉为中国海洋渔业的“东钱湖时代”。

巷弄里的烟火人间

陶公山村落聚居格局于元末明初成型，历经多代发展，规模不断扩大，逐渐形成民居紧凑、沿湖成片的整体风貌。

自民国时期起，该区域在行政上首度被划分为三个单元，后又分分合合，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前后才逐步稳定，形成陶公、建设、利民三村并立的格局。

尽管近现代以来，其行政建置多有调整，但村落作为整体聚居空间的结构始终稳定，延续至今，已成为东钱湖镇一个人口密集、底蕴深厚的传统聚居区。

建设村。资料图

站在高处俯瞰，陶公山三村的屋顶密密匝匝地铺展眼前，灰瓦连绵，层层叠叠。陶公老街蜿蜒其间，将三村紧密串联。它自西南麓的建设村口起，向东北侧的利民村薛家湾而去。

历史上老街分布着许多店面，售卖南北货、日常生活用品，如今虽不复往日繁华，但杂货店、理发店仍在延续着市井的烟火气。

老街两侧，近百条巷弄如梳齿般次第排开，因势成形——

陶公村地形高差明显，三十七条长弄纵深延展，串联起高低错落的宅院；建设村作为陶公山门户之地，巷短而直，从主街急转直下，直通湖畔；利民村则散落成湾，巷道随岙地曲折回转，勾勒出“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意境。

建设村内，只能容一人通过的窄巷。施雯/摄

更有意思的是，尽管每条街巷或直或曲，或宽或窄，还都有自己的名字。

比如：钉珠弄弯弯曲曲，像散落的珠串；梅树下弄，真的长过一株老梅；最窄的藕荷弄，早年弄堂前有一处池塘，栽有莲藕，从池塘处看，弄堂好似荷柄，池塘似荷叶，故而得名。

这些巷子形态各异却目标明确，顺着地形将人指向水岸。水岸边总有一方埠头，一旁还泊有渔船。

埠头基本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泊船埠头，多用完整的大石板铺就，供渔船停靠、货物装卸；另一种是洗涤埠头，有台阶或坡道缓缓伸入湖里，村民常在这里洗衣或是洗菜。巷道、民居与埠头形成“路-宅-埠”的紧凑格局，呼应渔民“出门登船”的需求。

利民村一景。施雯/摄

三村格局也各具其妙。

陶公村的房屋顺山势层叠而上，鱼骨状的街巷网络巧妙适应着地形起伏；建设村沿街店铺林立，至今仍可见当年商贸往来的痕迹；利民村的宅院则星星点点，与山水互通互融。

古村屋舍密集，鲜见深宅大院，许多人家便将巷弄当作自家院子，几乎家家门口都摆着石条凳。平时吃饭端着碗坐在门外，茶余饭后的休闲也在弄堂里，老头们聚在一块儿拉家常，老太们在门口择着菜。

但要说老街上最显眼的，还是那些祠堂。朱氏宗堂、余氏门第、许氏宗祠、忻氏宗祠、史氏宗祠……一座接着一座。

坐落于陶公村村口的忻氏宗祠，名为“四合堂”，寓意四堂合一，供族内四房共用。祠内红漆金柱、雕梁画栋，前后两殿与东西厢房围合成一方庄重的空间，如今是陶公山三村重要的公共活动场所。

在过去，每个家族都以祠堂为中心聚集而居，祠堂内供奉着一族的共同先祖。族内重要事务都在祠堂商议决定，族规家法在这里执行。而在祠堂之下，各房派又有自己的堂前，供奉着分房太公，处理房内事务。再往下，每家每户则在自家中供奉近祖，一般到爷爷这一辈。

这种“祠堂—堂前—家屋”的三级结构，清晰地勾勒出宗族社会的组织脉络。

东钱湖地区几乎每个村落都有自己的庙宇，有的是一村一庙，有的是几个村庄共祀一庙。祠堂里供奉的是血脉相连的祖先，而这些庙宇大多以神灵的名讳为庙号，供奉的多为有恩于地方的前朝官员，形成了独特的人神信仰体系。

在陶公山，各家族也都建有或共祀着自己的守护神庙宇：戴、陆、朱、方、王、余、许等家族共有后裴君庙；薛家山建有文武殿，祭祀薛仁贵；忻家独建龙舟殿，供奉鲍盖……

巡游队伍。图源建筑遗产学刊微信公号（孔惟洁/摄）

每年农历九月，画船菩萨会被请出龙舟殿出巡，锣鼓声便会唤醒老街深巷。巡游队伍抬着神像穿行于各姓祠堂之间，每到一处，族人必整衣备案，焚香敬茶。神轿在青石板上起落，仿佛将天地相连，把庇佑送入寻常巷陌。

年复一年，这巡游的鼓点交织着祠堂的香火，让宗族的秩序与民间的信仰在湖山之间水乳交融。古村因而始终保持着属于自己的呼吸——有序，亦有灵。

建设村一景。施雯/摄

岁月为陶公山覆上了新的底色。老大房弄、梅树下弄等一米见方的青石板路，仍守着被磨亮的石面。竹编簸箩与带着补丁的旧渔网倚在墙角屋旁，再过些时日，它们便将铺展开来，成为最天然的晒场，银白的鱼身静静躺卧，在日光下慢慢沁出油光。

湖还是那片湖，鱼仍是那样的鱼。一代代人在这湖山之间，续写着属于自己的故事。这些故事或许微小如浪花，却如东钱湖水汇入大海般，终成浩荡之势。

编辑： 郭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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