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榭遗址坐落在宁波北仑大榭岛涂毛洞山南麓。2016年至2017年，经过系统性考古发掘，这座占地面积约2万平方米的遗址重见天日，见证了一场从“靠海吃海”到“煮海用海”的文明跃迁。

　　在宁波考古走过70年之际，让我们一同走近这段跨越数千年的海洋开发史诗，叩响东南沿海先民与海共生的智慧之门，探源那道改写中国制盐史的文明曙光。

　　在“宁波考古七十周年特展”的“煮海”展区，那些斑驳的陶器、古老的灶台与灰白的钙质结核，无声地还原着4000多年前的制盐场景。

　　“遗址中发现了成组排列的煮盐灶坑和大量制盐废弃物堆积。出土的制盐陶缸、陶盆、支脚等工具，虽形制简陋，却承载着一项划时代的创举。”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副研究馆员、大榭遗址考古领队雷少说，这些看似朴素的遗存，见证了大榭先民从刮盐泥制卤到煎卤成盐的全过程，开创了中国海盐生产的先河。

　　考古研究揭示出其持续优化的生产工艺。盐灶形态从早期单一灶眼，逐步发展为多火眼并列的“高效灶”，最多可达七眼同时作业。配套的制盐陶器同步升级——从厚重的大口陶缸演变为更易于挥发水蒸气的平底陶盆，陶土中还掺入植物碎屑与贝壳粉以提高耐热性能。

　　这些发现不仅再现了4000多年前的制盐场景，更展现了大榭先民在工具改进和工艺优化上的持续探索，见证了中国海盐生产从起源到发展的技术脉络。

　　古人云：“天生曰卤，人生曰盐”。盐，不仅是“生命的食粮”，更是推动文明进程的关键物资。

　　大榭遗址所代表的海盐生产，已超越家庭副业，迈向专业化、规模化。雷少说，渔盐之利，是海洋文明的“接力棒”。盐既能用于腌制海产品，也可通过贸易网络输往内陆，换取粮食等必需品，这种刚性需求让盐业稳稳占据沿海经济的核心地位，成为连接山海、撬动区域贸易的关键支点。

　　至东周时期，越国因经济社会发展之需，大力推动盐业规模化生产。大榭岛上的制盐业由此跃升为区域经济的重要支柱。考古发现表明，仅大榭遗址东北侧就分布着至少9处商周时期制盐遗址，印证海盐生产已成为那个时期当地的支柱产业。

　　盐业所蕴藏的巨大经济利益与赋税潜力，早在春秋时期就已被充分认知。管仲推行“官山海”之策，专营盐铁，使齐国国力强盛而成霸主。越国效仿此道，将盐业纳入国家经营，包括大榭岛在内的东南沿海盐业，在区域整合与国家形成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大榭遗址的价值远超技术本身。其作坊式生产区与居住区分离的布局，表明这里已形成外向型专业经济。

　　在浙南山区（今丽水地区）的好川文化聚落中，考古学家发现其人口空前增长却缺乏本地盐源，其食盐需求很可能依赖沿海输入。与此同时，大榭岛及舟山群岛多处遗址发现盐业纯生产作坊，进一步印证跨区域盐业贸易的存在。

　　一个以盐为纽带的早期贸易网络逐渐清晰：沿海以海盐交换内陆物产，促进资源流通与文化互动，为东南沿海地区的社会文明化进程注入动力。

　　“将大榭遗址置于中国盐业考古的宏观视野中，其开创性地位愈发清晰。”雷少说，与依赖地下卤水制盐的三峡地区、山东半岛等地的先秦盐业遗存不同，大榭遗址代表了直接利用海滩盐泥提取卤水煮盐的早期技术体系，是我国迄今发现年代最早的海盐手工业遗存。

　　在年代序列上，大榭遗址所处的钱山漾文化时期，比山东寿光双王城商周时期的制盐遗址早数百年，也早于以尖底杯为特色的三峡地区中坝遗址制盐传统。北京大学李水城教授指出，大榭遗址所见的盐灶结构与制盐陶器，与英、德、法等欧洲国家早期盐业遗存高度相似。他说，这类遗存在我国舟山群岛、香港、珠海等地也有发现，但长期被误认为“烧烤炉箅”，大榭遗址的发现首次确证了其制盐功能，堪称“我国沿海地区目前已确认最早的制作海盐的考古实证”。

　　大榭先民的制盐智慧穿越时空、千年未绝。宋代词人柳永在明州昌国县（今舟山定海）任盐监时所作《煮海歌》中“潮退刮泥成岛屿，风干日曝咸味加”之句，正是大榭先民“刮滩淋卤法”的生动写照。

　　这项古老的制盐技艺，历经世代传承，至今仍在宁波象山大徐镇杉木洋村等地延续，被老一辈盐工以古法复原。2008年，象山海盐晒制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它不仅是浙东地区海盐生产史上的重要记忆，更成为我国古代海盐制作工艺存续至今的“活化石”。

　　宁波日报 甬派客户端 记者黄银凤 见习记者冯姝涵

编辑： 陈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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